《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對中國文學、文化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作為六經之一的《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也是一部反映上古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對中國文學、文化產生著深遠影響。《詩經》從采集、編纂到最終定型成今傳本《詩經》，經歷了從西周初期到春秋中葉五百余年的歷史。這些詩歌的集結成冊，流傳成如今我們看到的樣子，是經過了編纂者特定文獻觀、文學觀的選擇的，并對后世“詩”這種范式的確立和結集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詩經》表明了編纂者的文獻觀

　　《詩經》表明了編纂者選擇的是全方面反映整個時代的詩歌文獻。在這樣的文獻觀的指導下，詩經得以全方面放映整個時代的面貌，也因此給后代的“詩”及文獻的選擇確定了范式上的標準。

　　1、《詩經》中選擇的詩歌來源廣泛

　　《詩經》作品來源于周代采詩的制度。這種派專人到各地采詩的制度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了。《左傳•襄公十四年》載有晉師曠引《夏書》“道人以木鐸徇于路” ，指的就是采詩。《漢書•食貨志》中亦稱：“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 正因為這種淵源流傳的采詩制度，許多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作品才得以收入《詩經》中。《禮記•王制》中云：“天子五年一巡狩，覲諸侯，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王制》說巡狩之禮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狩，得二《南》之詩也。”這說明二《南》之詩采集的由來;“武王偏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為純，故獨取其詩，付屬之太師之官。”這又說明了二《南》之詩儲存的由來。

　　同時，《詩經》的作者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如《小雅•節南山》為家父所作;《小雅•巷伯》為孟子所作;《大雅•嵩高》和《民》為尹吉普所作;《尚書•金滕》稱《豳風•鴟》為周公所作、《左傳•閔公二年》稱《風•載馳》為許穆夫人所作、《國語•楚語》稱《小雅•抑》為衛武公所作等。由此可見采詩制度是為了適應“觀民風”的政治需要。

　　2、《詩經》中選擇的詩歌能廣泛反映社會生活

　　《詩經》的卓越成就，亦體現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歷史和現實社會的多樣性、廣泛性及深刻性上。《詩經》中主要篇章及所顯示的思想內容，可歸納為：民間情歌及勞動歌詩、公卿大夫的政治理想詩及政治諷喻詩、太師樂工演奏的歌頌周民族先祖的頌詩。這些詩篇從各個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反應著歷史的現實，寄托著周代開國時的政治理想，展示著當時的社會矛盾的同時，也記錄著這五百年間的社會風尚和制度文物，可謂是中國古代的百科全書。孔子言誦《詩》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司馬遷也認為誦《詩》可以“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史記•太史公自序》) 。班固在論述天下郡國物產及風俗時，時常引《詩》為證。由此足見，《詩經》代表著中華民族兩千五百余年前保存于國家、掌握于太師、流行于社區的詩歌創造。

　　3、《詩經》編纂者文獻觀對后世文獻的影響

　　《詩經》的形式表明，“詩”必須是能反映生活的。

　　《詩經》中所選擇的詩歌能廣泛地反映歷史和現實社會生活，這對后世產生了一個重要影響：“詩”必須是要反映一定的生活的，或是表現為個人對自我生活體驗而出的情感，或是表現為個人對社會現實的感慨。孔子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此后，《詩經》的“觀”的功能，就對此后詩歌文學產生了標準型的影響：詩歌用以表達詩人之志，以及用以表現社會現象，以觀風俗，行教化，詩歌當先具備“箴諫”、“美刺”的社會功用，其次才是文學審美作用。

　　其次，《詩經》的選擇表明文獻的選擇的第一要義是：選擇最優秀的作品。采詩所得之詩必定不止三百零五首，但流傳于世的“經”中唯有這些數目的詩。這表命，《詩經》的編纂者有著嚴謹的文獻觀念：只有優秀的作品才能選擇入冊。先秦時期的詩歌，不少是不具備文學性的，較接近于原始的形態的，如《吳越春秋》中的《彈歌》、《禮記•郊特牲》中的《蠟辭》等。但《詩經》中所選擇的許多詩歌具有文學美，擺脫了原來的“鄙俗”樣式，展示著成為“經典”的卓越之處。這種文獻選擇觀對后世產生了極大影響：選擇最優秀的作品，成為了后世文獻選擇的普遍標準和規律。同時，《詩經》的選擇還表明，文獻的選擇必須全面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詩經》展現了當時歷史和現實社會的多樣性、廣泛性及深刻性，這對此后的文獻、文集選擇產生了范式性的作用：文獻、文集的選擇必須全面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而不是狹隘的、數目屈指可數的斷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