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來，隨著舊體詩詞創作日漸趨熱，以及現當代舊體詩詞選本和研究論著次第問世，中國現當代舊體詩詞的經典化以及進入現當代文學史和詩歌史問題，引發了相關"業內人士"乃至一般"業余愛好者"的廣泛關注。這一現象說明，當代舊體詩詞創作者已然獲得了較為明確的文學史意識，舊體詩詞研究者也具備了較為明確的學科建設意識，而廣大舊體詩詞愛好者則在呼喚著現當代舊體詩詞精品與經典的誕生。

一、文學史編寫的雙向欠缺

　　由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編寫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和詩歌史，大多不為舊體詩詞設立章節，偶爾有之，也是基于特殊的考慮安排。由于長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現當代舊體詩詞界普遍懷有被無視的委屈感。因為無論是從文學史、詩歌史應該完整、客觀地反映一個時代的文學和詩歌創作的真實樣貌上說，還是從文學史、詩歌史學科建設上說，抑或是從新舊體詩歌的此消彼長中把診詩歌體式演進的脈息、探尋詩歌史嬗遞演變的規律上說，現當代舊體詩詞都不應該被忽略，都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存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詩歌史無視舊體詩詞創作，不為舊體詩詞設立章節的現狀，應及早改變。

　　相類似的問題，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中同樣存在。由古典文學研究者編寫的幾乎所有版本的中國文學史，在梳理古代作家的文學史影響時，都不曾涉及新文學和新詩。比如，論及李白的影響，最晚講到近代的龔自珍，之后的文學史和詩歌史，李白好像突然不存在了，至于李白對現當代新詩人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余光中乃至賀敬之、郭小川等的巨大與深遠影響，則好像從未發生過。同樣，論及杜甫的影響，也未談及艾青、臧克家。作家如此，文學史群體和流派亦然，比如論及邊塞詩的影響，不談及20世紀的"新邊塞詩";論及元白詩派的影響，不談及新詩運動初期的"新元白詩派";論及韓孟詩派的影響，不談及現代主義新詩的"以丑為美";論及本色派散曲的影響，不談及1980年代新生代的"非文化"、"非崇高"的"生活流"、"口語化"詩歌；論及宮體艷情詩詞的影響，不談及邵洵美，論及唐宋婉約詞的影響，不談及戴望舒、席慕蓉、舒婷，不談及現當代流行歌曲，如此等等。

　　文學史編寫上存在的這種雙向欠缺，反映的是文學史學科建設上存在的雙向欠缺。何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一是從積極的方面說，是對學科時段和學術規范的恪守，在"中國文學"這個一級學科之下，"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分屬不同的二級學科，所以彼此嚴守分際，井水不犯河水，雖雞犬之聲相聞，然至老死亦不相往來。二是從消極的角度看，這樣的學科設置與時段劃分，割裂了文學史發展演變的連續性與整體性，致使新文學學者不夠熟悉古典文學、舊體詩詞，古典文學學者也不夠熟悉新文學作家創作、新文學作品研究的現狀。這樣的學科設置與時段劃分，嚴重影響和制約了學人的知識結構、學術視野、審美趣味，在此學科格局下培養的學人，知識結構相對封閉、學術視野相對狹窄、審美趣味相對單一等問題便不可避免。

　　到此地步，即使彼此有心"往來",實亦無力"往來"矣。

　　正是上述兩個原因，導致了新文學學者編寫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詩歌史不設評介舊體詩詞的章節，而古典文學學者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論及古代作家作品的影響則講到近代為止的不正常情況。

　　為此，要想讓現當代舊體詩詞進入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和詩歌史，則應該在學科建設上找到深層次的癥結，并盡快加以破解。在課程設置、人才培養的方案上，打破學科格局狹小封閉的森嚴壁壘，打通古代文學史和現當代文學史，改善和重建古典詩歌研究者及現當代新詩研究者的知識結構。以使現當代詩歌研究者真正有能力理清新詩和新詩人的詩學背景與詩藝淵源，避免對新舊詩之間的復雜關系作出簡單的"斷裂"判斷，消除普遍持有的新詩乃是"橫移"而非"縱承"的誤解；同時也使古典詩歌研究者真正有能力理清古典詩歌在現當代新詩史上的傳播、接受與影響狀況，對古典詩歌的現代價值加以重估，把對古典詩歌文獻的靜態研究改變、擴展為包括新詩在內的活體研究，肩負起詩歌史家介入和指導當代新詩寫作的責任與使命。當學科建設逐步合理完善，新詩研究者具備了豐厚的古典詩歌知識積累，古典詩歌研究者也深諳新詩的創作成就和藝術特質，然后大家就可以聯手編寫貫通古今創作、兼容新舊各體的大文學史和大詩歌史，完整準確、客觀公正地展示一個時代的文學和詩歌的真實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