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那棟房子里的瘋女人死了，大家奔走相告。聽到這個消息，我長長地松了一口氣，為我們這些飽受侵擾的近鄰們，也為她那心力交瘁的丈夫，更為她自己。因為她活著對于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負擔。

　　瘋女人是二十多年前來到這里的，剛來的時候并不瘋。挎著一個土布包袱，牽著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高高瘦瘦的，長得還算清秀。說是工藝美術廠廠長家的遠房親戚，剛死了丈夫，婆家的嫌她不生兒子還，把她趕了出來，娘家也不肯收留她，便千里迢迢從湖南跑到江西來投奔在鄉下人眼里是當了大官的表舅。那時候一個破廠的廠長能有多大能耐，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的，又家有悍妻，不可能把她娘兒倆收留在家里。可就這么打發回去，一是不忍心，最主要的還是怕在老家那里跌面子，畢竟平時他給他們的感覺是無所不能的。沒辦法，總得先讓她們安定下來。那時廠里的住房也很緊，四五個青工擠一間房，哪里還安插得下這母女倆。

　　小劉也是廠里的工人，但一個人住著一套兩間房的前后套間，還外帶廚房，這房本來是分給他父母的，后來父母去世后就他一個人住了。廠長派了八面玲瓏的辦公室主任來跟小劉商量讓出一間給那母女倆住。小劉開始當然不肯，他都三十好幾了，說不定哪天找了對象就得用這房結婚呢。可他是一直被拿捏慣了的軟蛋，想硬也硬不了多久，在人家的連唬帶騙下，空出了前間給那母女倆住。

　　小劉平時在廠里吃食堂，洗澡也在公共澡堂，下班后喜歡跟同事打打小牌，只有睡覺的時候才會回到自己家里。那女人被安排到廠里做臨時工，一下班就回到房子里，弄飯洗衣帶孩子，儼然她才是這房子的主人。小劉每天很晚回家要經過她住的前間到自己住的后間去，常常把她娘兒倆吵醒。一開始她還不敢說什么，久了就有怨言了，有時罵得小劉大氣都不敢出。慢慢的，小劉回來得更早了，一般是趕在母女倆入睡之前進入到自己房里。再后來，小劉在食堂吃飯的時候少了，常常跟著母女倆吃點，洗澡后的衣服丟在家里也自然有人幫他洗好晾干。

　　有好心人提醒小劉別昏了頭，被那寡婦算計了，早點把她們趕走，然后娶一房媳婦回來好好過日子。小劉也答應得好好的，可就是不付之于行動，別人也給介紹了幾個女子，可人家都看不上他，有嫌他窮的， 更多的是認為他太老實。在當今這個社會，老實說好聽點是本分，說不好聽點就是無能，一個無能的男人誰又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給他呢。小劉也就這樣過了下來，直到有一天人們發現那寡婦的肚子大了起來，小劉也就匆匆地和她到民政局拿了一張證回來，就正式的成了一家人。

　　那女人和小劉結婚后，人們越來越發現她可不是省油的燈，小劉的工資被她管得緊緊的，買包煙都得征得她同意。她挺著個大肚子開了不少荒地種上菜，為了菜土還經常與人發生糾紛，今天說那塊地是她先開挖的，明天又說別人的菜地占了她的地坑。小劉一休息不是被派去澆菜就是去砍柴火。原來鄰居常常喜歡叫他一起玩玩牌，現在沒有他媳婦的允許小劉可不敢隨便去了。于是，大家也逐漸對小劉冷落起來，看他女人的眼光里更是多了一份鄙夷。

　　幾個月后，那女人生下了一個兒子，小劉欣喜若狂，逢人就報喜，但大家的反應都淡淡的，也沒人進他家去看看那小孩。過年的時候，大家都會相互請著吃個飯什么的，但從來沒有誰會想到要請小劉。有一天，那女人做了一桌菜要小劉去請鄰居來吃飯，小劉去了，最終卻沒有任何一個人來，都以各種理由推脫了。從此，那女人看大家的眼光就變得惡毒了，整天價一副借了她的米還了她的糠的臉色。大家自然也懶得理她。

　　小劉一家就么過著獨來獨往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市政府的人尋到了他家。原來他的一個在美國發了財的舅舅經過多方打聽，終于找到了他，他是他舅舅留在中國大陸唯一的親人了。政府的人很重視，這是一條大魚呀，他們還指望著這美國老板能捐點錢或投個資幫政府解決點難題呢。于是給小劉換了三室一廳樓房，給他老婆解決了戶口和正式工作，還給了他一個政協委員的虛職，時不時地用小車接去開會住賓館，掙足了面子。鄰里同事也對他刮目相看，甚至還有人會和他的女人一起上街了。

　　最終，美國大老板沒有給政府解決任何問題，只是給小劉留下了在當時來講很不菲的一筆錢就飛回美國了。為了感謝市政府對他的關照，小劉拿出了其中一部分捐給了政府作為救災扶貧基金。之后，再也沒有小車來接過小劉去開會什么的，政協委員的身份也不了了之。人們對小劉一家的態度又回到了從前。

　　小劉的女人發瘋是因為她兒子的離去。雖然舅舅給了小劉一筆不少的錢，可被捐了一筆給政府，剩下的存在銀行貶值，留著以后做大事的時候用，不敢隨便取出來。日常的開支還得靠兩人不辭辛苦地掙。那時候，廠子已經倒閉，他們還沒下崗，掛在那里，因為辦了下崗就得拿一筆補償金，政府是拿不出的，只得留職停薪。小劉這時候也變成了老劉了，但比年輕時還更賣苦力。種菜打柴就不說，還得想方設法去掙錢，挖冬筍、采香菇、摘楊梅……根據季節的不同，到山里尋找不同的賺錢的活。

　　后來，邊上有人開起了竹涼席廠，他們就把材料領回來穿席子，穿一床十幾塊錢，老劉的女人手腳很麻利，夜以繼日地穿，一天可穿兩床，老劉手腳慢點也能穿一床。兩個孩子都在讀書，大的讀中學，小的讀小學。常常放學回到家里還是冷鍋冷灶，父母都忙著穿席子呢，于是也就隨便裝點剩飯就著冷菜吃了去上學。

　　一天，老師打來電話，說他兒子肚子痛，要家長帶孩子到醫院去看看。老劉的女人說，孩子肚子痛是常見病，肯定是吃了冷飯冷菜的原因，弄個土方子吃吃就可以了，沒有必要浪費時間和錢財到醫院去，去一趟醫院幾天的席子就白穿了。于是，老劉就去學校把孩子接了回來，讓他吃了兩片去痛片，喝了一碗胡椒茶，過了一會兒，兒子感覺肚子沒那么痛了，還吃了兩碗飯。老劉夫妻也就放心地讓他睡下，自己有開始爭分奪秒地穿席子了。

　　到晚飯熟了的時候去叫兒子吃飯，發現兒子渾身虛汗，滿臉通紅。才感覺兒子的病不同尋常，就趕緊送醫院，可是已經晚了。

　　兒子死了，老劉哭得死去活來，他那女人卻一滴眼淚也不掉，抬走的時候，還不停地在后面撒米撒茶葉，大聲叫著早去早超生，不要回來禍害家里人。看到的人都搖頭，覺得這女人心腸太狠，對自己的親生兒子都沒一點感情。

　　從那以后，愛錢如命的老劉的女人就不再穿席子了，坐在家門口，見誰罵誰，穿紅著綠的，瘋瘋癲癲。女兒高中畢業后沒考到大學，想去讀電視廣告里說的一所民辦大學，老劉就從他舅舅給他的錢里取出一筆讓她去報名，被女人知道了，對父女倆又打又罵，還說自己的女兒不要臉勾搭上了繼父，騙繼父的錢。女兒哭哭滴滴地去讀書了，幾年都沒回來，學費都是老劉匯過去的。大學畢業那年，女兒終于回來了，帶回了一個男人，說是已經結婚了，老劉包了一個一千塊的紅包說是表示一點心意，瘋女人知道了又是大吵大鬧，用掃把把那小夫妻倆趕走了。直到她死后，女兒才回來看了她一面。

　　那瘋女人瘋得越來越厲害，經常半夜里又哭又叫，不管看到誰都要大聲咒罵，鬧得鄰里沒法生活。跟老劉交涉，要老劉把她送往精神病院，老劉狠了狠心，把最后的一些存款取出來送老婆去精神病院治療了一段時間，可一星期五千塊的治療費用馬上就把老劉的存款用空，只得又把女人從精神病院接了回來。剛回來的時候，那女人的病情似乎有些好轉，只是癡癡呆呆地一個人發笑或哭，不太惹別人，可過不多久又開始吵鬧了。這個時候，老劉只能給她灌鎮靜藥。藥力散了，她又鬧得不可開交，吃飯時把飯菜倒在床上，屎尿都拉在身上。老劉每天都在不停地換被子洗衣服。人們開始同情起老劉了，勸他把這女人送走吧，讓她在外面自生自滅，或者讓她自己的親生女兒來承擔些責任，每當這時候，老劉只是嘆口氣說：“每個人的命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望著老劉那與他年齡不相稱的滿頭白發和滿臉皺紋，大家也只得搖頭不語了。

　　女人死后，她的女兒從省城回來，把尸體送去火化后就匆匆離去，沒有人看到她流下一滴淚。倒是老劉哭得很傷心，十幾天過后精神還是萎靡不振。有好事者對他說：“老劉啊，那瘋子死了，對你來說應該是一種解脫呀，何至如此痛苦呢？”老劉的眼淚又出來了，抽抽搭搭地說：“我知道你們討厭我老婆，其實她是一個很善良的女人。她總是把雞蛋省給我吃，自己連湯都舍不得喝。是她給了我一個家，讓我享受到了天倫之樂，只有她才關心我每天是不是吃飽了，穿暖了。雖然她病了，但是我知道她的心里還有我，照顧她是我心甘情愿的。現在，她走了，我一個人好孤單，覺得自己是個多余的人，沒有人需要我，掙了錢也沒人用。”

　　老劉說完，聽者都無語。我想：每一個看似卑微的生命，既然在這個世界存在就應該有其存在的價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