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以擅寫歷史文化散文著稱，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在出版后廣受歡迎。下面是關于余秋雨散文《嚴重的友情》的內容，歡迎閱讀！
友情這件事，比我們平常想象的要嚴重得多。
表面上，它是散落四處的點點溫馨。平時想起一座城市，先會想起一些風景，到最后，必然只想這座城市里的朋友。是朋友，決定了我們與各個城市的親疏。初到一個陌生地，寂寞到慌亂，就是因為還沒有找到朋友。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突然見到一個朋友，那么，時間和空間就會在剎那間產生神奇的蛻變。兩個朋友見面時再夸張的動作聲調，四周路人都能原諒。有時久違的朋友會在我們還沒有發現時從背后狠狠地擂過來一拳，這一拳的分量往往不輕，但奇怪的是我們還沒有回頭就能感覺到這種分量所包含的內容，因此總是滿臉驚喜，然后再轉身尋找。我們走在街上，肩膀和后背總在等待著這種拳頭。等了半天沒等到，空落落地走一路，那才叫無聊。
我一再對學生們說，你們年輕，奮斗吧，追求吧，去創造什么事業吧，但請記住，一過中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朋友們活著了。各種宏大的目標也許會一一消退，而友情的目標則越來越強硬。報答朋友，安慰朋友，讓他們高興，使他們不后悔與自己朋友一場。所謂成功，不是別的，是朋友們首肯的眼神和笑聲。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在企盼著它們，而不是企盼那沒有質感的經濟數字和任命文本。我們或許關愛人類，心懷蒼生，并不以朋友的圈子為精神終點，但朋友仍是我們遠行萬里的鼓勵者和送別者。我們經由朋友的橋梁，向億萬眾生走去。很難設想一個沒有朋友的人，居然能兼濟天下。
如此說來，友情確實重要，但又怎么說得上“嚴重”呢？
嚴重的是，我們無法辨別這一切的真偽。
如果，我們長期所信賴的友情竟是虛假的，而這種虛假又并不出于惡和罪，而是出于友情本身的悖論，我們將如何面對？
友情的崩坍，重于功業的成敗，險過敵人的逼近。
我曾在澳洲墨爾本西南面三百公里處的海岸徘徊，產生過對這一問題的恐懼聯想。在那里，早年異域的船只極難登岸，高聳的峭壁不知傲視過多少轟然而毀的殘骸，但終于，峭壁自己崩坍了，崩坍得千奇百怪，悲涼蒼茫。人世間友情的崩坍也是這樣，你明明還在遠眺外來的危險跡象，突然腳下震動，你已葬身大海。
也有拼死不愿崩坍的，當周圍的一切高度都被海水卷走后，它們還以孤峭的殘柱挺立在汪洋之間，成為墨爾本海岸的一大景觀。這些殘柱宛若悲劇英雄的形態，旅游者們稱它們為“十二門徒”，遠遠看去確實很像，長風殘照下一個個獨立在大海中，宣告著門徒們對師道的忠誠，對友情的摯守，宣告著一切崩坍總有例外，實在讓人感動。但這些門徒互相不能靠近，不知哪個夜晚在激浪的沖擊下終于站不住，沖走一個，再沖走一個。在它們近旁，已有很多逐一被沖走的先例。我看著這些殘柱，心想人世間最具有造型意義的友情佳話，會不會也只是一種蒼茫大海間臨時的孤傲？
我們的日常生活過得很平淡，不一定能遇到友情全方位崩坍的機遇，因此完全無法驗證立足的友情地基是否堅實。不知道它有巖脈連著地殼，還是僅僅泥壘沙積？有時也想，既然沒有海浪，那么不堅實的友情地基也就不存在危險，何苦對它過于挑剔？但立即否定了這種寬容，因為這塊自己多年選擇的友情地基，正是自身精神的寄托所在，把有限的生命寄托于一種潛在的危險，這不成了一種自我欺騙？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警惕了。友情的話題雖然處處可以聽到，但它的實質性含義卻讓人不敢靠近，不敢逼視，不敢細談。相識的人們聚會，最輕松的說法是“敘敘友情”，其實到時候誰也不會真的敘什么友情，大多也就是回憶一下過去，胡聊一些家常罷了，友情如此艱深，哪能隨便敘得了的？
友情的某些真相，即便隨口談起，也會把善良人嚇一跳。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曾這樣記述柔石：“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么？——不至于此罷？……”
這位柔石，是一位不怕死的人，他對自己隨時可能被敵人殺害并無驚疑，卻驚疑于世間居然有人“賣友”、“吮血”。這也就是說，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叛賣友情比犧牲生命更不可想象。我想，只要他們固守的'友情不侵害人類的基本原則，這樣的人基本上都可進入“君子”的范疇。倒過來，另有一些人，把友情看作小事一樁，甚至公然表明自己如何為了某個目的而不得不糟踐朋友，我真為他們可惜，因為他們不知道只要有這樣的一個舉動，他們在世俗人心中的形象就永遠難于修復了。
一切真正成功了的政治人物一定會在友情上下大功夫，否則他們不可能吸引那么多人手提生命跟著他們奮斗。但是，他們果真在友情上如此豐盈嗎？遠遠未必。不少政治人物一旦失勢，在友情上往往特別荒涼。但他們不愿承認這一點，因為他們深知僅僅這一點就足以把他們一生的功績大部分抵消。有的政治人物在處置友情時有一種居高臨下的主動權，但越是這樣越容易失去友情的平等本質，他們握在手上時松時緊、時熱時冷的友情纜繩，其實已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友情。為此，我在前兩年讀到一位華裔美國歷史學家的論述時眼睛一亮，他論及中國現代一位重要政治家，說再過多少年，這位政治家至今無法被人們原諒的嚴重錯誤也許會被歷史學家們原諒，將來的歷史學家們永遠無法原諒他的，可能只有一點：作為男人，他對不起很多朋友。
不必到今后，這話今天來說也已經有廣泛感應。這位氣吞山河的政治家居然沒有想過，再驚人的功業也不足以成為當眾背棄一位老友的理由，除非這位老友實在不堪到了非被背棄不可的地步。他偉大到已經不在乎友情，但顯而易見，他錯了。
他身邊，一位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他的政治家卻受到人們更多的懷念，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位政治家有時比較把友情當一回事。懷念他的人并不認識他，但友情是人世間最敏感的部位，再遠的事情一旦與友情相連，即能觸及萬眾痛癢。千年前的一次小小的賣友舉動，如果留下了文字記錄，也會引起千年后的痛苦和憤怒，更不要說當代人了。
從歷史看，除了少數例外，友情好像不太適宜與過大的權勢、過高的智慧連在一起。有時，高貴的靈魂在關愛天下時也常常忽略了身邊的友情等級和友情秩序，結果總是吃足苦頭。它是一個最容易被處于得意狀態的各個方位誤認為早已圓滿解決而實際上遠非如此的真正的大問題。
記得八九年前我寫過一篇《上海人》的文章，分析了上海人的生態和心態特征，一時產生不小的影響，但也有不少外地讀者來信，說我遺漏了很重要的一點，即上海人對友情的奇怪態度。其中有一位說，據他觀察，上海人是最喜歡哄聚在一起又最不講友情的一群；還有一位讀者說，上海人所謂的“朋友”，其實就是熟人，上海人不懂朋友的深義，因此沒有真正的朋友。對這些讀者來信我沒有理會，因為我的朋友雖然各地都有，但較多的還是上海人，我一時還沒有產生這樣的體驗。直到后來發生了一個匪夷所思的事件才恍然大悟。在友情上發生的事件，是很難說得清又很不愿意說的，因此我直到今天沒有對此事發表片言只語的聲辯，不過從那時起，我對上海人某一階層的群體心理素質產生了另一種評價。
所不同的只是，我突然理解了許多在友情問題上欲哭無淚的訴苦者，而在以前，我總是勸他們別誤會，別過激，別把人心看得那么壞。
“您簡直無法相信，當我專程到北京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追查謠言的根源，結果是，全部謠言出自每星期與我見面吃飯的三個朋友！”
我凄然一笑，深深點頭。
另一位訴說者又來了：“他到處說，長期以來，他每星期要與我通兩個小時的電話，這次只是為了真理，不能不揭露我的所謂歷史問題……”
我又凄然一笑，深深點頭。
又有一位在說：“他被撤職后，景況凄涼，我出于朋友之誼，用自己的錢，還掉了他在單位的欠款，當時他幾次要向我下跪，都被我拉住。才幾天，知道是他在傷害我，我幾乎不信……”
我還是凄然一笑，深深點頭。
“我最不理解的不是那些誣陷我的人，而是我遭誣陷后那些老朋友們的態度，他們明知全是誣陷，只要出來說一句話，對我是巨大的幫助，對他們又毫無損害，但一連好幾個月，他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當事情過去之后，他們又都冒出來了，對嗎？”我問。
“正是，冒出得既及時又整齊。”他說。
我只能又一次，凄然一笑，輕輕點頭。……
有一批優秀的律師是我這方面的老師。他們經常向我講述手上正在承辦的各種案子，這些案子，在法律上都能明白裁決，但在友情上留下的謎團卻顯得越來越怪異，連這些智慧的律師也只能徒嘆奈何。
律師們告訴我，很多被告和原告都是朋友，而且一度還稱得上是生死莫逆、榮辱與共的朋友，當原告不得不要對老友起訴的時候，圖的往往不是法律上的輸贏而是友情上的是非，但友情上的是非怎能靠法庭來裁決？
律師們還告訴我，也有一些原告，在法律上是勝者，在友情上卻是豺狼。例如已有不止一位原告利用友情，先在幾位合作的朋友間騙得單獨的名義，然后再利用法律，置合作者于非法地位。
律師們說，這些案子使我們痛苦，因為法律常常無法保護君子而懲罰小人，尤其在君子重情而輕法、小人玩情而懂法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但我們律師也是人，常常在官司過后，成了我們的失敗了的對手的朋友。
律師們的這些話，我有能力感應，這都應感謝幾年前的那次友情事件。現在回想，如果沒有這種經歷，仍然一味不分青紅皂白地朋友來朋友去，人生中會加添著多少虛假和脆弱。經過幾度洗刷，我結實了。
乍一看，我似乎更多地注意到了友情的陰暗面，其實并不。我曾在陰暗面中困惑過，痛苦過，但后來終于明白，友情的來去是一個探測儀，告知你與原先進入的那個層面的真實關系。如果在一個領域，一群朋友突然沒有理由地冷眼相對，栽贓構陷，那就意味著你可以離開了。你本來就不應該出現在這里，臨時給你的笑臉只是索取和探詢，等探詢明白，彼此無法調和，你的存在只能給這個村寨帶來不安寧，而你住在這個村寨中也非常不安全，那就應該上路。昨日的友情，早已消失在黃昏的牛糞火中，繁星在天，眼前隱約有一條出山的路。不必告別，不要留話，這一切都失去了意義，快步離開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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