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面對侵凌的沉重思考
對人類生存境況的關注，不僅反映了一個作家對所面臨的世界與存在的態度和感知，同時也決定著其作品藝術表現上的廣度與深度。現代派代表作家之一的開高健，通過虛實交錯的筆觸，采用夸張、諷喻的方式，嘗試以存在主義編織情節，甚至加入神秘、神奇和古怪詭異的內容，以圖描繪和反映日本當下社會現狀的一些困惑和反思，把一個枯燥的題材描繪成生動曲折、耐人尋味的故事。他的小說同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多有相通之處，也同樣不在生活的表面現象徘徊，而是直擊生活的痛處，躍出存在主義所突現的主題：“自我”的困惑、異化、生存困境，等等。作家走入人物心靈的純潔與稚嫩的內心深處，刻畫了他們與外部生存環境的疏離，人生的焦慮和困境，在強大勢力面前的惶惑不安和束手無策；行文常帶幽默、嘲諷的語調，表現對現實世界、現代文明的強烈批判。當權者的虛偽奸詐，殘酷無情；勢利小人的庸俗和墮落；小人物的富有生命力，都成為他小說中人物的特點。作者同時也展現了底層意識與新人文精神，浮世喧囂中被日常的瑣碎事務掩飾住的深刻的人生哲理蘊涵，在富有戲劇性和熱烈真誠感情的故事里，表達了對時代的清醒思考。
他的《恐慌》（1957）就是一個典型的文本，兼具現實性和理想主義色彩并帶有寓意性的諷刺。小說里幾乎沒有女性角色，也不見愛情、兇殺，但是卻與當下社會現象有效對應，同時又模糊了虛構與非虛構的邊界，處處可見一個具體可感的官場現實。作者以非理性主義和文學本體論為基礎，采用一個全新的視角觀察社會。表現弱勢群體無力把握自己，充斥著無助感，但來自社會與他們自身的壓力，使他們始終無法擺脫所在世界的荒謬。
《恐慌》的主題、文筆和意境有這方面強烈的痕跡。小鎮經群鼠蹂躪后，萬余人的糧食與生活面臨嚴重威脅。面對觸目驚心的鼠疫，人性的不同側面逐漸顯露。縣政府職員俊一對滅鼠提出切合實際又有獨到見解的建議，同時又揭露縣政府要員營私舞弊劣跡。強勢難纏的上級官員卻借機弄權瀆職，打擊在重重羈絆下憑智力和信念完成職責的俊介。由于縣政府官民生存環境的嚴重錯位，成群結隊的老鼠吃完了市郊的莊稼后，紛紛擁向市鎮的排水管，然后浩浩蕩蕩、肆無忌憚地侵入糧倉，頃刻間糧倉被洗劫一空，之后再向民房大肆挺進。人們無不被作品中彌漫著的濃重的夢魘氣息震撼，但與有形的瘟疫相比，無形的官場瀆職更加肆虐人間，細細鉤沉大災當前卑微生命內心深處約顫栗悸動。這篇小說的主框架及脈絡，顯然帶有不少加繆的《鼠疫》的色彩，但未停留在表面的膚淺模仿，而是結合日本社會現實的非理性來追求對生活的理性認識。
《皇帝的新裝》、《日本低級歌劇》：人格的異化
高度的幽默是喜劇的靈魂，然而幽默的本質不是表層的笑料和淺俗的噱頭，而是作品背后的文化傳統與主導思想。開高健在他獲第38屆芥川獎的《皇帝的新裝》（1957）寫的是，一個畫商的兒子受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裝》啟發，畫了一張日本武士赤身裸體挽髻別刀圖。兒子的老師悄悄把這張畫帶到畫商捐資主辦的.畫展交評委會審查，審查委員對此畫貶抑備至。當他們了解到原來是畫商兒子所畫，都從尷尬與窘迫中相繼溜去，老師在旁捧腹大笑不止。丹麥作家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裝》故事人們耳熟能詳，也清楚皇帝的新裝是個謊言，但結束這一丑態卻需要公開表達自己的看法。那個說出真相的孩子是實踐者。評委們的內心感情與外在表現的悖離，說明他們生怕稍有不慎授人以柄，肯定與支持從來都是被安置在利益和實力之后的。這樣的思維邏輯產生于病態社會造成的人格分裂與異化，是讓成年人笑著落淚的都市童話。而老師的笑似可有兩種解讀：一種是在隱喻中自嘲一刻的會心一笑，一種是在評委的缺陷、失誤里找到優越感的哈哈大笑。
長篇小說《日本低級歌劇》（1959）、《魯賓遜的后裔》（1960），和他所有作品一樣都在表達同一個主題——被剝奪者的孤獨與絕望，底層人群的生活圖景。在描述市井眾生相時，不是冷眼旁觀，不是揶揄諷刺，在充分利用基本生活元素的基礎上并沒有單純地停留在表現小人物狹隘的淺層表象，而是還原生活的真實，用蘸滿人道主義的筆觸，描寫他們在戰后初期的凄苦生活，揭示存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們生活中的主流問題，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荒涼與貧困。小說人物從出現伊始就充滿了荒謬，與故事發展密切相關的細節節奏奇快，用獨特的方式表達自己觀察世界的視角。《日本低級歌劇》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沒有結構的起承轉合，而是以一種帶有某些存在主義形式風格和反諷的文字游戲，解釋當代物欲社會中的荒誕生活。《魯賓遜的后裔》是一篇彌漫嚴肅理性思考的寫實性作品，它以北海道移民在戰后初期的艱難時世，對承受著戰爭浩劫的老百姓表現了人道主義的關注。困頓的物質生存中有人性的珍貴、弱者的悲憫和自尊，這才是市民作家應該關注的重心。
《夏天的陰翳》（1971）講的是經歷了繁華與滄桑、追尋與失落的交替，擺脫飄零，失去激情的男女主人公，10年后在西歐某國首都重逢，兩顆一直漂泊的心又頓時找回了久違的愛的感覺。兩人遠離塵囂，離群索居，對社會失去信念，不再相信個人改造社會的神話，對社會失去信念，完全躲進個人隱秘的私人世界，感受到那份喧囂城市久違的淡泊了寧靜。徹底的絕望和虛無，折射出當下日本一種普遍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狀態。這一方面說明安全感的匱乏，同時也說明社會責任感的喪失。于是，依賴虛擬生存并忽視現實存在。文藝評論家小田切秀雄認為，這篇小說“反映了日本青年男女在經濟高速度發展形勢下的精神空虛和絕望”。男女主人公似欲終老遠離塵囂的林泉溪壑，表達自已獨特的感受和捕捉生命微妙的體會，主動追求一種與社會疏離的生活。兩個中產階級中年男女的情愛故事顯得老套，刻畫的是對現代社會的自我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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