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面對侵凌的沉重思考

　　對人類生存境況的關注，不僅反映了一個作家對所面臨的世界與存在的態(tài)度和感知，同時也決定著其作品藝術表現(xiàn)上的廣度與深度。現(xiàn)代派代表作家之一的開高健，通過虛實交錯的筆觸，采用夸張、諷喻的方式，嘗試以存在主義編織情節(jié)，甚至加入神秘、神奇和古怪詭異的內容，以圖描繪和反映日本當下社會現(xiàn)狀的一些困惑和反思，把一個枯燥的題材描繪成生動曲折、耐人尋味的故事。他的小說同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多有相通之處，也同樣不在生活的表面現(xiàn)象徘徊，而是直擊生活的痛處，躍出存在主義所突現(xiàn)的主題：“自我”的困惑、異化、生存困境，等等。作家走入人物心靈的純潔與稚嫩的內心深處，刻畫了他們與外部生存環(huán)境的疏離，人生的焦慮和困境，在強大勢力面前的惶惑不安和束手無策；行文常帶幽默、嘲諷的語調，表現(xiàn)對現(xiàn)實世界、現(xiàn)代文明的強烈批判。當權者的虛偽奸詐，殘酷無情；勢利小人的庸俗和墮落；小人物的富有生命力，都成為他小說中人物的特點。作者同時也展現(xiàn)了底層意識與新人文精神，浮世喧囂中被日常的瑣碎事務掩飾住的深刻的人生哲理蘊涵，在富有戲劇性和熱烈真誠感情的故事里，表達了對時代的清醒思考。

　　他的《恐慌》（1957）就是一個典型的文本，兼具現(xiàn)實性和理想主義色彩并帶有寓意性的諷刺。小說里幾乎沒有女性角色，也不見愛情、兇殺，但是卻與當下社會現(xiàn)象有效對應，同時又模糊了虛構與非虛構的邊界，處處可見一個具體可感的官場現(xiàn)實。作者以非理性主義和文學本體論為基礎，采用一個全新的視角觀察社會。表現(xiàn)弱勢群體無力把握自己，充斥著無助感，但來自社會與他們自身的壓力，使他們始終無法擺脫所在世界的荒謬。

　　《恐慌》的主題、文筆和意境有這方面強烈的痕跡。小鎮(zhèn)經(jīng)群鼠蹂躪后，萬余人的糧食與生活面臨嚴重威脅。面對觸目驚心的鼠疫，人性的不同側面逐漸顯露。縣政府職員俊一對滅鼠提出切合實際又有獨到見解的建議，同時又揭露縣政府要員營私舞弊劣跡。強勢難纏的上級官員卻借機弄權瀆職，打擊在重重羈絆下憑智力和信念完成職責的俊介。由于縣政府官民生存環(huán)境的嚴重錯位，成群結隊的老鼠吃完了市郊的莊稼后，紛紛擁向市鎮(zhèn)的排水管，然后浩浩蕩蕩、肆無忌憚地侵入糧倉，頃刻間糧倉被洗劫一空，之后再向民房大肆挺進。人們無不被作品中彌漫著的濃重的夢魘氣息震撼，但與有形的瘟疫相比，無形的官場瀆職更加肆虐人間，細細鉤沉大災當前卑微生命內心深處約顫栗悸動。這篇小說的主框架及脈絡，顯然帶有不少加繆的《鼠疫》的色彩，但未停留在表面的膚淺模仿，而是結合日本社會現(xiàn)實的非理性來追求對生活的理性認識。

　　《皇帝的新裝》、《日本低級歌劇》：人格的異化

　　高度的幽默是喜劇的靈魂，然而幽默的本質不是表層的笑料和淺俗的噱頭，而是作品背后的文化傳統(tǒng)與主導思想。開高健在他獲第38屆芥川獎的《皇帝的新裝》（1957）寫的是，一個畫商的兒子受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裝》啟發(fā)，畫了一張日本武士赤身裸體挽髻別刀圖。兒子的老師悄悄把這張畫帶到畫商捐資主辦的.畫展交評委會審查，審查委員對此畫貶抑備至。當他們了解到原來是畫商兒子所畫，都從尷尬與窘迫中相繼溜去，老師在旁捧腹大笑不止。丹麥作家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裝》故事人們耳熟能詳，也清楚皇帝的新裝是個謊言，但結束這一丑態(tài)卻需要公開表達自己的看法。那個說出真相的孩子是實踐者。評委們的內心感情與外在表現(xiàn)的悖離，說明他們生怕稍有不慎授人以柄，肯定與支持從來都是被安置在利益和實力之后的。這樣的思維邏輯產(chǎn)生于病態(tài)社會造成的人格分裂與異化，是讓成年人笑著落淚的都市童話。而老師的笑似可有兩種解讀：一種是在隱喻中自嘲一刻的會心一笑，一種是在評委的缺陷、失誤里找到優(yōu)越感的哈哈大笑。

　　長篇小說《日本低級歌劇》（1959）、《魯賓遜的后裔》（1960），和他所有作品一樣都在表達同一個主題——被剝奪者的孤獨與絕望，底層人群的生活圖景。在描述市井眾生相時，不是冷眼旁觀，不是揶揄諷刺，在充分利用基本生活元素的基礎上并沒有單純地停留在表現(xiàn)小人物狹隘的淺層表象，而是還原生活的真實，用蘸滿人道主義的筆觸，描寫他們在戰(zhàn)后初期的凄苦生活，揭示存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們生活中的主流問題，反映了當時的社會荒涼與貧困。小說人物從出現(xiàn)伊始就充滿了荒謬，與故事發(fā)展密切相關的細節(jié)節(jié)奏奇快，用獨特的方式表達自己觀察世界的視角。《日本低級歌劇》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沒有結構的起承轉合，而是以一種帶有某些存在主義形式風格和反諷的文字游戲，解釋當代物欲社會中的荒誕生活。《魯賓遜的后裔》是一篇彌漫嚴肅理性思考的寫實性作品，它以北海道移民在戰(zhàn)后初期的艱難時世，對承受著戰(zhàn)爭浩劫的老百姓表現(xiàn)了人道主義的關注。困頓的物質生存中有人性的珍貴、弱者的悲憫和自尊，這才是市民作家應該關注的重心。

　　《夏天的陰翳》（1971）講的是經(jīng)歷了繁華與滄桑、追尋與失落的交替，擺脫飄零，失去激情的男女主人公，10年后在西歐某國首都重逢，兩顆一直漂泊的心又頓時找回了久違的愛的感覺。兩人遠離塵囂，離群索居，對社會失去信念，不再相信個人改造社會的神話，對社會失去信念，完全躲進個人隱秘的私人世界，感受到那份喧囂城市久違的淡泊了寧靜。徹底的絕望和虛無，折射出當下日本一種普遍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狀態(tài)。這一方面說明安全感的匱乏，同時也說明社會責任感的喪失。于是，依賴虛擬生存并忽視現(xiàn)實存在。文藝評論家小田切秀雄認為，這篇小說“反映了日本青年男女在經(jīng)濟高速度發(fā)展形勢下的精神空虛和絕望”。男女主人公似欲終老遠離塵囂的林泉溪壑，表達自已獨特的感受和捕捉生命微妙的體會，主動追求一種與社會疏離的生活。兩個中產(chǎn)階級中年男女的情愛故事顯得老套，刻畫的是對現(xiàn)代社會的自我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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