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師說》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奉為經典。“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等膾炙人口的名言幾乎家喻戶曉，人人耳熟能詳。然而，樹大招風，名高多謗，批評之聲時有所聞；遺憾的是這些批評很少切中肯綮。
有人認為，《師說》是韓愈提倡古文的一個莊嚴宣言。那么，韓愈在《師說》的創作實踐上是怎樣作出表率的呢？一般評論家只看到他在形式上摒棄六朝以來不重內容、只講求聲韻、辭藻的駢文，而學習自由活潑、明快練達的先秦兩漢散文，殊不知他刻意仿古復古還表現在修辭、用字上。
黃侃述、黃焯編撰的《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說：“故學古者知其意，則不疑其語矣。《論衡·儒增篇》云：孔子至不能十國，言七十國，增之也。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好士，不過各千余人，言其三千，增之也。《孟子·萬章篇》云：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云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矣。”這段話的意思是，古人為了突出自己所要表達的意思喜歡夸飾，我們讀古人的文章，只要明白作者要說的意思就行了，不必太過認真地計較字面的意義；否則就會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師說》也用夸飾。“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師道之不復也可知矣”，所表達的是一種深深的感慨：很久以來，學古文、崇儒道的人實在太少了！如果較真起來，這話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師道之不傳也久矣”，那么你韓愈的“道”又是誰傳給你的？既然李氏子蟠能“好古文”、能行古道”、“學于余”，又怎么能說“師道”“不復”呢？
在我們看來，“圣”與“愚”是兩個極端，“眾人”則居于這兩極之間。從數量上看，兩極是少數，“眾人”是大多數，《師說》是寫給“眾人”看的。這些“眾人”都是些平庸的人，因而不妨稱之為“庸人”，卻不能統稱之為“愚”。圣人好學多師，因而“益圣”是不錯的，庸人不好學“益愚”則只能相對于圣人而言。庸人好學多師可以去愚成賢近圣，反之則只能一輩子庸庸碌碌。但韓愈覺得這樣四平八穩的表達不足以使人警醒，他要激烈些，他要“矯枉過正”，所以，他就拿“圣”“愚”來對舉。讀這一段文字，我們照樣只能“知其意”而“不疑其語”，不能死摳字面。有人不理解這一點，單從字句去理解，說韓愈“非圣則愚”，把除古圣人之外的“眾人”都歸入于“愚”類，得罪人太廣太甚。對于這樣的批評，韓愈是不屑置辯的。
由此看來，韓愈寫《師說》是以古為師，以詩為文，意氣為先，抒情為上，因而《師說》是不能當作一般的議論文來讀的。
“受”是個象形字。林義光《文源》云：“受，相授受形，授受二字，古皆作受。”《商君書·定分》：“今先圣人為書而傳之后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韓愈寫《師說》之時，“受”字早已分化出“受”、“授”二字，但他卻在《師說》中用“受”代“授”，正是有意復古。“固”是多義詞，用作副詞也有幾個意義，本來、當然是它的常用義之一，但它還有一個罕為人知的表示概率的古義：常，常常，往往。《國語·周語上》：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譯為現代漢語就是：這是什么緣故？常常會出現這種情形嗎？《呂氏春秋·首時》：時固不易得，故圣人之所貴，唯時也。
高誘注：“固，常也。”譯作現代漢語就是：好時機往往是很難遇到的。“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中的“固”正是“常”的意思。很多人不查工具書，不知道“固”有“常”義，不知道韓愈好用古字古義，把這里的“固”字理解為本來、當然，說這句話不對，這樣的批評是很幼稚的。
人們對《師說》一文的批評還有一點：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不齒”在《辭海》中有兩個義項：
１、齒，猶錄也，《禮·王制》：“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不齒，即不錄用；
２、尊之不比于眾也。《周禮·地官黨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君子不齒”中的“不齒”是君子羞與掛齒（即不愿提及）的意思。儒家歷來把人分成君子、小人，士大夫之族自命為君子，視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為小人。這種思想在今天看來當然不對，不過在古代卻是士族的“共識”。盡管韓愈沒有比他同時代的士大夫高明，卻也無可厚非。
那么，《師說》一文疵瑕究竟何在呢？
我們不妨先從邏輯的`角度分析一下文中的幾個概念：
學者：這個概念有大小之別，大小概念之間有屬種關系。從大的方面說，一切向別人學習的人，不管是學什么，向誰學，怎樣學，都可以叫“學者”；從小的方面說，就是指儒者（士大夫）。“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師說》開篇一句，初看好像是從大的方面說的，那就誰也不能說它錯，那些“士大夫之族”也不得不承認；而實際上卻是特指“士大夫之族”的。──然而當時的士大夫之族多不愿意從儒師而學，因而也就不以自己為“學者”。
師：從“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圣人無常師”、“愛其子，擇師而教之”、“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這些話看來，“師”的含義是相當廣泛的──一切具有特長、技術、學問等等的人，只要是有人愿意向他求教、向他學習的，都可以謂之“師”；但是，從“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看，韓愈所謂的“師”，就只能是像他那樣能夠傳授古文、古道的“儒者之師”了。這樣，“師”這個概念前后不一，就違背了同一律。
道：“師”有廣義與特指之分，“道”也一樣：廣義之“道”指的是一切特長、技術、學問等等；特指之“道”指的是古道，即儒家思想。“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好其辭，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這里的“道”就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和理想。“學古道則欲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也。”（《題哀辭后》）。然而《師說》中對“道”的這一內涵并沒有作出明確的解釋，讀者只能從對“師道之不存”、“師道之不復”的反復感嘆中去揣摩。
師道：“師道”是《師說》的關鍵詞。與“學者”、“師”、“道”三個概念一樣，“師道”在《師說》中也是多義的。韓愈所謂的“師”，既不是指各級官府的學校教授，也不是指“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的啟蒙老師，而是特指社會上學有所成，能夠“傳道受業解惑”的人──說得更明白一點，只能是像他這樣精通儒家學說的人。他所謂的“道”，既不是“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等人的所專之學，也不是“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的所長之術，更不是彼童子之師的句讀之學，而是儒家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的思想和理想。──然而把“師道”限制在學習儒家思想上，說“圣人無常師”、“術業有專攻”等等就失去了論證的意義。
韓愈是聰明的，又是自相矛盾的。他寓特指于泛指，用廣義的“學者”、“師”、“道”、“師道”來立論，使自己的論點有廣泛的事實作基礎，令人無可辯駁──即他所謂的“師”，是廣義的師中之一師；他所謂的“道”，是廣義的“道”中之一道。既然是“無長無少，無貴無賤，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那么，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的年齡大小，地位高低，向韓愈學習古文古道當然是無可非議的。但他卻不滿足于這一點，他要暢舒幽憤，嚴厲批判“士大夫之族”的“小學而大遺”，他要把“童子之師”和“巫醫樂師百工”排斥在“師”之外，結果“師”、“道”“師道”等概念或模糊，或矛盾。──盡管類似的模糊和矛盾在古代的抒情小品中很常見，但作為議論文，模糊和矛盾卻是大忌，它在無形中消解了作品的說服力。
再來看看結構：托古言事、借古立論是古人常用的寫作方法，韓愈寫《師說》也是借古立論。《師說》開頭就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并闡明了從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繼而把古之圣人與今之眾人不同的從師態度進行對比，批判士大夫之族在從師問題上的門第觀念；再以擇師教子和自身恥師作對比，以批判士大夫之族的不明智；接著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作對比，以突出士大夫之族“恥師”的不明智；最后援引孔子從師的事例，進一步闡述師生關系。這樣，古之圣人的從師態度分隔在兩處，雖然側重有所不同，畢竟難脫復沓之嫌。前文籠統地說古之圣人的從師態度，缺乏典型事例作論據；如果把后面引用的孔子的言行提前，兼作事實論據，借古人古事來闡述自己的觀點，論據就顯得集中而有序，對于接下去要批判士大夫之族在從師問題上的荒謬言論也更有對照性，因而論證也許更加周密而有力。
綜上所述，《師說》雖然意甚暢達，然而理未圓該；它有行云流水似的舒卷自如，卻少金字塔般的厚重穩固。它作為小品，無疑是上乘之作；作為議論文，則稱不上典范。“教參”一味贊美，說它“全文論證嚴密，說理透辟，是一篇深思熟慮的作品”，這是言過其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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