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權缺失與五四文學的發(fā)生
對五四文學創(chuàng)建主體的人生遭際進行考察發(fā)現(xiàn),他們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時代有著喪父的經(jīng)歷,其父權有一個從在場到缺失的過程。陳獨秀、魯迅、周作人、胡適等均早年喪父。五四文學之所以在他們手里得到確立,與其喪父經(jīng)歷有一定關聯(lián)。
父親的死亡,意味著由父親所承載的社會權力出現(xiàn)了缺失,這極大地改寫了家庭的內(nèi)在結構,“子”因此被推到了社會舞臺的中央,不得不獨自面對社會的生存壓力,自主地規(guī)劃未來人生,這便為其逸出父權在場時所規(guī)范好的人生疆域,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
父權缺失固然是為“子權”的張揚提供了無限可能性,但是,如果沒有國家主導下的意識形態(tài)的轉(zhuǎn)變,那么,“子”在既有的文化環(huán)境下,所承繼的依然會是父權的衣缽。晚清社會如果不是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強力沖擊,其自我封閉狀態(tài)下的自給自足的生產(chǎn)方式會依然如故地運行著,人們的觀念也會周而復始地傳承;至于上層社會主動地去推動社會變革,更是不可想象。面對外在挑戰(zhàn),晚清政府開始對社會進行變革,變革的結果之一,便是為那些父權缺失的一代,在欲循既有社會規(guī)范而不得的情形下,提供了子權張揚的歷史物理空間。
在父權缺失中,促成子權張揚并最終確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導下的新式教育的實施以及嗣后科舉制度的廢除。晚清政府大力主導下的新式教育,在推行中受到了人們頭腦中既有思想的抵制,接受新式教育的學生還依然牽掛科舉。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既有的文化傳承模式中斷,這迫使人們認同并皈依國家體制所主導的新式教育,迫使傳統(tǒng)的士大夫拋卻了既有的知識譜系和道德體系,并由此開啟了向現(xiàn)代知識分子過渡的序幕。在新式教育哺育下成長起來的胡適,之所以留學美國,其根本的考量便是“科舉既停,上進之階,惟有出洋留學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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