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權缺失與五四文學的發生

　　對五四文學創建主體的人生遭際進行考察發現，他們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時代有著喪父的經歷，其父權有一個從在場到缺失的過程。陳獨秀、魯迅、周作人、胡適等均早年喪父。五四文學之所以在他們手里得到確立，與其喪父經歷有一定關聯。

　　父親的死亡，意味著由父親所承載的社會權力出現了缺失，這極大地改寫了家庭的內在結構，“子”因此被推到了社會舞臺的中央，不得不獨自面對社會的生存壓力，自主地規劃未來人生，這便為其逸出父權在場時所規范好的人生疆域，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

　　父權缺失固然是為“子權”的張揚提供了無限可能性，但是，如果沒有國家主導下的意識形態的轉變，那么，“子”在既有的文化環境下，所承繼的依然會是父權的衣缽。晚清社會如果不是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強力沖擊，其自我封閉狀態下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會依然如故地運行著，人們的觀念也會周而復始地傳承；至于上層社會主動地去推動社會變革，更是不可想象。面對外在挑戰，晚清政府開始對社會進行變革，變革的結果之一，便是為那些父權缺失的一代，在欲循既有社會規范而不得的情形下，提供了子權張揚的歷史物理空間。

　　在父權缺失中，促成子權張揚并最終確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導下的新式教育的實施以及嗣后科舉制度的廢除。晚清政府大力主導下的新式教育，在推行中受到了人們頭腦中既有思想的抵制，接受新式教育的學生還依然牽掛科舉。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既有的文化傳承模式中斷，這迫使人們認同并皈依國家體制所主導的新式教育，迫使傳統的士大夫拋卻了既有的知識譜系和道德體系，并由此開啟了向現代知識分子過渡的序幕。在新式教育哺育下成長起來的胡適，之所以留學美國，其根本的考量便是“科舉既停，上進之階，惟有出洋留學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