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行》對音樂的描寫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詩人餞別朋友，“舉酒欲飲無管弦”之時，“忽聞水上琵琶聲”;第二次詩人濃墨重彩運用比喻、烘托、細節刻畫等手段，從動作、神情，音質、音量、旋律等方面表現了琵琶女的高超演奏技藝;第三次是在琵琶女自訴身世、詩人慨嘆“遷謫意”后的“卻坐促弦”，其效果則是“滿座重聞皆掩泣”。

　　應該說，最后一次的彈奏才真正達到了音樂、情感的水乳交融，演奏者、欣賞者感情的碰撞共鳴。這種極致境界因為有了前兩次的鋪墊而水到渠成。對詩人來說，“謫居臥病”于“地僻無音樂”的九江，心理與精神上的痛苦遠遠大于肉體與物質上的痛苦。與友人“醉不成歡慘將別”的傷心時刻，琵琶女為排遣寂寞、打發孤獨而于月夜信手而奏的樂曲確如仙樂一般，在詩人的心頭吹進一縷清新的涼風。所以，我們可以想見，其“尋聲暗問”時的欣喜、贊嘆，其“移船相近”時的急切、虔誠，其“千呼萬喚”時的殷切甚至近乎祈求的心態。音樂上的認同，讓本來不想拋頭露面、有些矜持的琵琶女盛情難卻。你想，一個曾名滿京華、才藝卓然的藝術家，在“終歲不聞絲竹聲”的潯陽突遇知音時的驚喜、欣悅該是怎樣的難以言表啊!

　　詩人是欣賞音樂的行家，他從樂曲聲中聽出了琵琶女的“似訴平生不得志”，聽出了她欲“說盡心中無限事”。任何藝術鑒賞都不能停留在純藝術層面，“東船西舫悄無言”，詩人和朋友不只是被樂曲的形式美所感動，更應是為融注于其中的演奏者的激情所感染。這些欣賞者絕不同于琵琶女在長安遇到的“五陵年少”，而是真正的知音。也正因為此，她才會在樂曲的余韻里“自訴少小時歡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