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莫言的缺失性童年經驗里有饑餓，有孤獨，有暴力。他通過自己創作出的兒童形象延伸自我、確立自我，以達到精神健康、自我救贖的目的，這正是文學治療的作用。文章從文學治療的角度入手探討莫言筆下的兒童形象，透析其通過“宣泄”與“幻想”達到內心平衡的文學秘密。

　　論文關鍵詞：莫言；缺失性童年；文學創作；文學治療

　　通常我們所指認的文學作用有認識、教育、娛樂等，隨著葉舒憲《文學與治療》一書的出版，文學的治療作用——治療他人與治療自己，日益為大陸學者所重視。所謂治療他人是指讀者在作家創作的作品中獲得心靈上的慰藉，化解精神上的郁結，消除心中的桎梏，達到共鳴、領悟、凈化內心的效果；治療自己則是指作家通過文學創作，將苦悶情緒在作品中宣泄出來，克服自我苦悶和心靈的錯亂，達到精神上的健康。當代作家莫言在斯坦福大學演講時說：“每個作家都有它成為作家的理由……我為什么成了一個這樣的作家……我想與我獨特的童年經歷有關。”¨莫言的缺失性童年經驗里有饑餓，有孤獨，有父親的暴力，這種缺失性童年經驗對莫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通過創作出的兒童形象延伸自我、確立自我，與人生的蒼白和性格的缺陷相對抗，達到精神健康、自我救贖的目的。

　　一、物質創傷與文學治療

　　莫言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出生于山東高密農村，童年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全民饑荒時期。在那樣的災年，饑餓使一切都改變了模樣，村里的孩子個個長的都是大腦袋、大肚子、薄肚皮、細胳膊細腿，像一條條饑餓的小狗，終日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嗅來嗅去，尋找可以裹腹的食物，他們用肚皮思考人生，用牙齒探索世界。很多今天看來根本不能入口的東西：草木蟲魚、樹皮樹葉、野菜藻菜、棉籽草籽、青苔泥土……甚至煤，也成了“美食”。這一切都深深地刻在了莫言的記憶里，也被寫進了莫言的評傳：“1961年的春天，村里的小學校拉來了一車煤塊，那種亮晶晶的東西我們不知道，一個孩子跑上前去拿起一塊就咯蹦咯蹦地吃，香得很，大家伙一見就撲上去，每人搶一塊吃起來，那味道的確好，直到現在我還能回味出來。大人們也來搶，結果一車煤塊就這樣讓大家給吃完了。”在那個糧食極度匱乏的年代，少年莫言卻長著一個永遠不知道饜足的巨胃，看見食物就把什么都忘記了：看見街上有賣熟豬肉的，伸手就抓，差點被賣肉的人把手指砍斷；看見生產隊有馬料，也偷偷去吃，結果被保管員按住腦袋放到盛料的缸里，差點被嗆死；看見人家地里種著蘿卜，偷著去拔，被抓住，當著數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畫像請罪；偷吃花生，卻中了花生上的藥毒，差點死掉……諸如此類的事情數不勝數。

　　“饑餓”一直纏繞著莫言，是他的創作源泉之一。莫言起初也是受到當作家可以一天吃三頓大白菜肥肉餡餃子的誘惑而走向作家之路的。在他的文章、訪談、演講中反復出現著對“饑餓”的感受和回憶，他的筆下流淌出來的很多作品都布滿了陰郁的饑餓感，莫言把這種刻骨銘心而揮之不去的饑餓感影像投射在《鐵孩》中，便幻化出鐵孩咯蹦略蹦地吃著生鐵鋼筋的魔幻場景，而在這樣的荒誕場景中，鐵筋像美味可口的食物一樣，又酥又脆；把它投射在《酒國》中，便幻化了尋找食物的方式，少年金剛鉆能在好幾里外聞到食物的氣味，順著香味，餓狼撲食一樣迅速向食物靠近；把它投射在《四十炮》中，便幻化出像肉神一樣的羅小通，這個夸張怪誕的兒童形象對“肉”有著極其強烈的欲望，連看世界、看人的眼光都分成了給他肉吃的和不給他肉吃的，不顧倫理道德，沒有是非觀念，只要給他肉吃，無論誰，他都會“叫一聲爹或是跪下給他磕一個頭或是一邊叫爹一邊磕頭”。

　　這些荒謬怪誕的兒童形象昭示了莫言對饑餓的恐懼，這種恐懼不僅僅是物質上的缺乏而帶來的，更多的是因為饑餓而產生的情感上的異化。在食物極度匱乏的年代里，人們攫取食物的愿望超越了其他一切的欲望和倫理規范，生存本身成了那個時代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為饑餓，人原本固守的一些情感消失了，道德底線淪喪了，人們扯下了很多的遮羞布，撕下了很多的面紗。少年莫言為了生存所受到的傷痛大部分都來自那個社會人們情感的異化，這些痛苦烙印在他的內心，一直影響著他的成長。成了作家的莫言終于找到恰當的渠道來宣泄，來突破自己的內心，曾經痛苦的記憶終于成為創作的寶藏，被大加開掘，而化為文學的魔幻現實。在自己的文學世界里，作家再也不用感受現實生活的痛苦，因為有這諸多的化身分擔了自身的痛苦，使他們可以直面既往。作家可以在文學的世界里重鑄自己，修復內心的傷痕，治療自己內心扎根的恐懼，讓內心盈虛達到平衡，走出令自己戰栗的心理陰影。

　　二、精神創傷與文學治療

　　文學治療的另一作用就是診治作家的精神創傷。創作是沒有出口的人生的一個出口，是無法延續的情感的一種延續。少年莫言所受到的孤獨和暴力的創傷，在成人后成為作家創作《透明的紅蘿卜》和《枯河》的重要題材，小說中作家借助主人公，再造少年歲月，與蒼白的人生抗衡，從而達到自我療治，走出內心陰影的效果。

　　1、《透明的紅蘿卜》與孤獨創傷的治療

　　莫言出生于一個富裕中農家庭，這個階層在那個年代一般屬于“革命”對象，是被團結更是要被改造的。處于逆境，謹慎保守的父親始終告誡莫言要老實卑微地做人。童年的莫言“是一個喜歡說話，又具有極強模仿力、很好的記憶力的一個孩子，別人講的快板書我聽一遍就能背誦出來。”但是在陸續經歷挫折，童真天性受到壓抑之后，莫言的性格發生了改變：四年級的時候亂嘀咕學校是一個大監獄，學生是奴隸，受到學校批判，給予警告處分；五年級的時候因和貧農的兒子一起看到學校造反派往代課女老師胸脯上塞花生，貧農的兒子將此事以圖畫在了黑板上，事發后，莫言沒了上中學的權利，成了光榮的小社員。因為自己牽扯到了本來就令人膽戰心驚的家庭，家庭就更大的束縛了自己的天性。莫言在社會和家庭雙重的打壓下變成了一個可以在螞蟻窩邊上看上螞蟻進出一天的小孩，沉默寡言與孤獨，在鄉野間學會了自言自語，跟天上的云與地下的草說話。

　　莫言曾經講過，《透明的紅蘿卜》中那個孤獨的黑孩是他所有小說人物的源泉，小說通過黑孩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孤獨的主題。黑孩本是一個“靈性”的孩子，后來卻被人罵不說話，被感動不說話，受傷了也不說話，受到巨大痛苦時也只是進出一個音節。“這孩子可靈性哩，他四五歲時說起話來說像竹筒里晃豌豆，咯嘣咯嘣脆。可是后來，話就越來越少，動不動就像尊小石像一樣發呆。”他就像一個從石頭里蹦出來的孩子一樣，沒有正常小孩應有的溫暖家庭，慈愛親人。此情此景與作家莫言童年經歷無異，都從“靈性”變成了“沉默”，但是莫言卻賦予了黑孩別人所沒有的神奇力量：他能聽到像秋蟲音樂般的鳴唱、黃麻地里震耳欲聾的聲響。他還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景象：那形狀和大小都像一個大陽梨，還拖著一條長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須須像金色的羊毛的紅蘿卜。因此，一個孤獨但不孤單的黑孩躍然而出，有自然界的一切陪伴著他：動物、植物、聲音、景象、甚至幻像，偌大的萬物都在他的內心世界里。 《透明的紅蘿卜》是莫言的成名作，故事里的橋洞，砸石子，拉風箱，因為饑餓拔了一個生產隊的蘿卜而受辱，這些都是莫言自己世界的東西。在這部短篇里，莫言最重要的收獲是找到了自己，黑孩身上深深烙著他孤獨痛苦的記憶，他在賦予黑孩異能的時候，更是賦予了自己一種功能。走出陰霾的內心，進人生機勃勃的自然，讓這種幸福來彌補內心的裂痕，在蒼穹下，在大地上，自然的一切都是自己的朋友，人世間最孤單的自己成了最富有的人，脆弱變得剛強，不與外界聯系才能更好的保護自己，讓自己的傷害降到最低，讓自己壓抑的內心去接受更多輕松與寧靜。

　　2、《枯河》與暴力創傷的治療

　　暴力是不完型社會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在人類社會的進化中，暴力無所不在，家庭暴力、社會暴力總是無情地制造著人類的創傷。這種創傷在莫言成長的歷程以及后來的藝術創造中隨處可見。

　　在莫言的成長環境里，有源自父親的家庭暴力，也有源自外界的社會暴力。其父是受過私塾教育，古板嚴厲的人。家長制專權，動輒對他以拳腳管教。而莫言小學的老師管理班級紀律體罰學生，也會使用彈弓絕技的暴力方式。文革時期，莫言目睹和經歷了很多的暴力事件。少年莫言為了自己不知饑飽的肚子，干了不少偷瓜摸棗的事，每一次被抓到都是一頓暴打。童年遭受種種暴力事件對他造成了極大的打擊，令他刻骨銘心。這些暴力記憶和暴力實踐使他童真的心布滿了傷痕，這些傷痕又使他的很多作品呈現了暴力美學的表達方式。

　　莫言需要狂歡化的敘事來升華自己童年的創痛記憶。《枯河》里身心不健全的兒童小虎為書記之女小珍爬樹折樹權，不料連同樹權摔落下來，砸暈了小珍，這意外導致小虎被村支書、哥哥、母親、父親等人輪翻毒打，身心俱創，離家出走后悲慘地死在了村中的枯河里。小說寫到“父親左手提著一只鞋子，右手拎著他的脖子，輕輕提起來，用力一摔。父親那只厚底老鞋第一下打在他的腦袋上，把他的脖子幾乎釘進腔子里去。那只老鞋更多的是落在他的背上，急一陣，慢一陣，鞋底越來越薄，一片片泥土飛散著。”類乎自然主義的寫法，讓一個本來應該成為避風港的家庭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環境下，變成了人間地獄。沒有了親情，人與人之間極其冷漠！在莫言成為作家之后，所有童年的經歷都因為時間而發酵，不幸福的童年成就了他。兒童視角、兒童形象并不是他創作初期刻意的安排，只是他潛意識的流露。他用一種揪心的方式來描寫自己的童年所遭受的來自各方的毒打、愛的缺失、不公、暴力、壓抑、歧視的經歷，選擇了一個個和自己童年遭遇相似、心靈相通、本體投影的兒童。借著筆下的這些殘缺的孩子，莫言寫出了自己早年的不幸，寫出了對社會，對人生的看法，也寫出了自己童年時期對自然界的感知方式，宣泄他曾經的痛苦，重新塑造其均衡的內心世界。

　　莫言在創作上一直激情不斷，可以說是他長期郁積情感的大爆發、大宣泄，是對自我精神的治療。通過寫作，莫言緩解內心壓力，與他人溝通交流。通過寫作，曾經失愛的他呼喚愛、謳歌愛，滋潤自己和他人枯萎的心田。不幸福的童年是莫言創作中的巨大動力，經過了文學之路的長途跋涉，他已深切領會到寫作對于作家個人的價值，所有在生活中沒有得到滿足的都可以在訴說中得到滿足，這也是作者的自我救贖之道。用敘述的華美和豐盛，來彌補生活的蒼白和性格的缺陷，也許正是莫言創作的獨到之處和打動人的地方。

　　“文學是人類獨有的符號創造的世界，它作為文化動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園，對于調節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間的沖突與張力，消解內心生活的障礙，維持身與心、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健康均衡關系，培育和滋養健全完滿的人性，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家們的苦悶會造成一種心理勢能，如果不排遣就會向內淤積，導致作家心理畸變。而自己從內在的情感狀態出發經由創作活動的中介，實現了以文學對抗精神疾患，排遣、釋放、忘卻了內心苦悶，達到了以文學治療心靈，走向健康的效果。通過作品的完成，文學對社會的作用又得到認可，在客觀效果上，作家終因社會的承認，增強了自信心，擺脫了個人的苦惱，走出了精神困境。以書寫戰勝殘暴的時問，戰勝內心的恐懼，戰勝死亡。人的生命的價值由此得到維護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