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大作家莫言日前談及中國的教育，他說：我并不是絕對地反對作品分析，我反對的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對所有的作品進行那種千篇一律的政治分析和階級分析。

莫言談教育

　　幾年前，由北京的幾家報刊牽頭，發起了一場對現行語文教育的聲討。說“聲討”似乎激烈了點，那就改成“討論”吧。這場討論，激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義憤填膺的文章見諸報端，據說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注意。

　　我是一個沒有受過完整學校教育的人。“文化大革命”時，因為家庭出身中農，小學還沒畢業就被趕出了校門。后來到了部隊，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后，才考進一所藝術院校學習。我沒有進過中學課堂，對現在的中學語文教育，基本上不了解。我有一個正在讀中學的女兒，她經常來問我一些語文方面的問題。她可能以為當了作家的父親解答幾個中學語文方面的問題不成問題，但面對著她的問題，我從來沒給過她一個肯定的回答。我總是含含糊糊地談談我的看法，然后要她去問老師并且一定要以老師的說法為準。我的不自信是因為我沒按部就班地念中學，骨子里深藏著自卑。但讀了那些受過完整教育、甚至正在教語文的人寫的文章，才知道他們的境遇與我差不多，心里多多少少地得了一點安慰。

我感到，我們現在的語文教育，從教材的選定到教學的目的，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自滿自足的體系，要徹底改變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章，對我們幾十年基本不變的教材提出批評，其實，教材僅僅是教育目的的產物，也就是說，有什么樣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樣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前，我們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后，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發展，換了一些提法，但骨子里還是老一套。而教育目的，不是幾個編審教材的書生能夠決定的。我看到了那個編教材的人吞吞吐吐地發言，知道他們有難言之隱。正因為國家的教育目的帶有如此強烈的政治色彩，帶有如此鮮明的階級性，所以，也就只能編出這樣的教材。就是這樣的教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還給徹底否定了，因為它還不夠“紅”，還不夠“無產階級”，那就只學《毛主席語錄》。我在小學學習五年，有兩年就是把一本大開本的《毛主席語錄》當做語文教材。“文革”結束后，又把“文革”前的教材當成了好東西，幾乎全盤恢復。其實，“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建國以來所犯錯誤長期積累后的必然爆發。“文革”前所犯的錯誤，在我們的語文教材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文革”后，共產黨在不斷地糾正“文革”前的錯誤，但我們的語文教材卻沒有跟著變化。于是也就出現了被許多人猛烈抨擊的現象：在不提階級斗爭多少年后，我們的語文教材中還有那么多“革命”文章。文學界早就對統治了中國散文界幾十年的那種類型化散文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這些虛假成性的文章早就沒人要讀，但我們的教材還把它們當成光輝的范文，硬逼著老師升虛火，強抒“無產階級”之情，硬逼著九十年代的學生，去摹仿他們那種假大空的文體。也許，這些文章的作者，在寫這些文章時，抒發的確是他們當時的真實感情，但這些人現在活著的也不寫這樣的文章了。他們自己現在也未必承認，那些被選進了教材、教育了幾代中國人的文章，就是他們最好的文章。他們未必不對當年自己在“左”的思想指導下的創作進行反思。他們現在的創作也是充滿了“人情味”、充滿了“不健康的情調”的呀!這些最“革命”的作家早已變成了美麗的蝴蝶滿世界飛翔著傳播愛心，但我們還在強逼著孩子們學習他們那些咬牙切齒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