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起讀他的散文，從中感受他的成長心跡和為人風范。

　　1、《文學與牛》

　　榮獲了《小說月報》獎，十分高興，但聽說要寫“得獎感言”，又十分犯愁。真是得獎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寫，為了這個我盼望許久的獎。

　　記得當年汪曾祺先生到我們班上來講課，開首就在黑板上寫上了六個大字“卑之無甚高論”，這句話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當時是說過的，但話的意思還明白。談到文學，連汪先生這樣的大家都說沒有高論，如我這般蠢貨，只怕連低論也不敢有。不敢有也得有，因為我的《牛》得了獎，因為我很看重這個獎。

　　俗話說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獎不能忘了我放過的和我追過的那些牛。一談牛，就難免談到所謂的“童年記憶”，一談到“童年記憶”就難免遭人恥笑，但無論多么聰明的人，只要一恥笑我，就跟對牛彈琴差不多，因為他們的話都是文學理論，而文學理論我根本就聽不懂，不是裝糊涂，的確是不懂，有好幾次我想冒充一下陽春白雪，不懂裝懂一下，結果弄巧成拙，讓人摸到了我的底細，就像讓貴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驢子的底細一樣。

　　我童年時期，正逢“文革”，大人垂頭喪氣，小孩子歡天喜地。我們那時的一個最大的娛樂項目就是吃過晚飯后到曠野里去追牛。當然是月亮天最好。大人們點著馬燈在大隊部里鬧革命，四類分子趁著月光給生產隊里干活，我們趁著月光在田野里追牛。那時候，就像我在《牛》里寫的那樣，牛是大家畜，是生產資料，偷殺一頭牛是要判刑的，但生產隊里根本沒有飼草，革命時期，明年的生產誰還去想?就把那些牛從飼養室里轟出去，讓它們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報公社，公社下來驗尸后，證明是自然死亡，然后，就剝皮賣肉，全村皆歡。

　　當然最歡的還是那些正在掌權的紅衛兵頭頭，這些雜種，比正在挨著批斗的支部書記、大隊長還要壞，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讓他們吃了。現在想想，這也是應該的，當官如果沒有好處，誰還去當?我們一幫孩子，吃罷晚飯，等到月光上來，就跑到田野里，追趕那些瘦得皮包骨頭的牛。“文革”期間，地里不但不長莊稼，連草也長得很少，牛在光禿禿的田野里，吃不飽，學會了挖草根啃樹皮，還學會了用蹄子敲開冰河飲水。

　　我們在月光照耀下開始追牛，起初我們不如牛跑得快，但漸漸地牛就不如我們跑得快了。我們每人扯住一條牛尾巴，身體后仰著，讓牛帶著跑，舉頭望著明月，猶如騰云駕霧，有點飄飄如仙的感覺。那些老弱病殘的牛，很快就被我們給折騰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見了人就雙眼發紅，鼻孔張開，腦袋低垂，擺出一副拼命的架勢。對這樣的牛，我們不敢再追了。后來又出了一個謠言，說是有幾個剛死了的人的墳墓讓這些野牛給扒開了，尸體自然也讓這些野獸給吃了。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離吃活人也就不遠了。因此我們的追牛運動就結束了。這個時期，中國基本上沒有文學。

　　“文革”結束后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伙，先是聯產計酬，緊接著就是分田單干，家家戶戶都養起牛來，牛的身價猛地貴了起來。人民公社時期說起來很重要實際上根本不當東西的牛，重新成了農民的命根子。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新時期文學的黃金時代。

　　90年代以來，由于這樣那樣的原因，農民對種地失去了熱情，年輕力壯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掙錢，村子里的土地，多被大戶承包，再加上小型農業機械的普及，林果的增加和糧田的減少，牛作為主要的生產資料逐漸成為歷史。現在農民養牛的目的，基本上是養肥了賣肉，社會的商品化，改變了牛的歷史地位，農民與牛的感情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過去，人們常常詛咒那些殺牛的人，說他們死后不得好報，現在，殺牛跟殺豬一樣，成了司空見慣之事。這個時期，我們的文學也失去了它的神圣和尊嚴，文學創作，也正在變成一種商品生產。

　　我馬馬虎虎地感到，幾十年來，牛的遭遇與文學的遭遇很是相似，農民的養牛史，活像一部當代文學史。我估計會有很多人反對我的“研究成果”，太下里巴人了嘛!我也想陽春白雪，但學不會，只能是什么人說什么話。

　　最后，我想說，搞文學的同志們，不要悲觀，更不要絕望，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農民無論怎樣變化，為了耕田而被飼養的牛還是會存在的，因此純粹的文學還是會存在的。我想《小說月報》之所以獎勵我，并不是因為我的這篇小說寫得有多么好，他們獎勵的是我這種為了耕田才養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