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幾篇文章，都有提到了魯迅在《燈下漫筆》中提到的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這兩個時代的淵源便是中國人的國民心態，有些心生聯想了。

　　中國古代王朝的更替，沒有一次是像英國光榮革命那樣不流血的，而是經過大肆的殺虐以此來達到真命天子登基改朝的。中國可憐的老百姓真是沒有過過幾天好日子，因為真命天子太多了，而天子們都稱自己是上天的兒子，自己做皇帝無非是順應天命，中國善良的老百姓于是也便釋然了，繼續做著奴隸。因他們向來是相信上天的安排的。但開國皇帝卻向來是不服從上天的安排的，所以他們有皇帝可做，而老百姓就是只剩下奴隸可做了。在中國就是這樣，非黑即白，你不是一桌滿漢全席，那就是一泡臭狗屎。而矛盾的是，中國卻十分推崇中庸，也許是缺什么就補什么吧。

　　關于中庸，我最先想到的是孔子。“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意為，中庸作為一種道德，難道不是最高的原則嗎？可惜已經很久不見了。好久不見會怎樣？會陌生，會不識，特殊時期人們要****孔家店不是還說中庸沒原則是和稀泥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想來這應是對中庸的不解罷。所以可看出來，并不是只有孔子的時代中庸“好久不見”而是一直“不見”到現在也看“不見”。然而統治者們卻總在推崇孔子的儒學，董仲舒先生給儒學注入了“天人合一”的血液。從此這股血在信仰“儒教”的老百姓身體里面流動不止。天子也更容易實行他的“外儒內法”“陽儒陰法”的帝王之術了，所以處在“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老百姓便感到“皇恩浩蕩”了，因為可憐的他們求的只是溫飽，在儒學的教化下，中國人學到的總是“明哲保身”“退而求全”，什么進步，什么創新，都茍活在人們“知足常樂”的思想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