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子的悲劇是一個社會悲劇，他的“做一個獨立的勞動者”善良愿望的最終破滅，帶有歷史的必然性。軍閥的亂兵、反動政府的偵探、車行老板的強奪，是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過程中的產物，而生存權利的最終被剝奪，則是下層勞動者無法規避的歷史命運。

　　祥子的悲劇又是一個精神悲劇，小說立意要由車夫的內心狀態觀察到地獄究竟是什么樣子，從城市下層勞動者的性格與精神弱點中去探索其悲劇命運的內在原因。首先，祥子的生活理想及其為實現這一理想的行為方式，帶有深刻的個體勞動者的思想印記。他對個人的力量、年齡及勤勞忍苦品質的自信，使他無法憑借個人的奮斗無法與強大的社會黑暗勢力抗衡這一生活真理。只能成為“個人主義的末路鬼”。其次，祥子的悲劇性格，善良誠實與現實的壓迫，使他無法擺脫與虎妞的婚姻鎖鏈，他的軟弱無力決定了他“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祥子的悲劇被深深地植于市民文化的土壤中，他的帶著小生產者印痕的人生理想，他不敢正視現實的盲目自信，在一切努力都失敗后，他向命運屈服乃至茍且墮落。從深處看，恰恰源于他身上具有的文化根性。祥子雖然從農村走入都市，但生產和生活方式、人生準則及價值觀念，依然同傳統的農業文化根連枝接，最初表現在他身上的傳統美德，如善良、勤勞、俠義、樸實等，以及狹隘、自私、愚昧等負面因素，都是傳統農業文化的產物。從最初不敢正視現實的盲目自信，到一切努力都失敗以后，又向命運屈服，正是傳統文化性格中負面因素不斷擴大、惡化的結果。

　　祥子的悲劇還打上了半殖民地畸形發展的都市現代文明的烙印。這種畸形發展的現代都市文化中的“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伴隨祥子的人生歷程，也在不斷地腐蝕著祥子的靈魂。

　　老舍通過祥子悲劇的描寫，完成著他的雙重文化批判：既有現代理性審視傳統文化，又從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立場出發，批判都市現代文化的弊端。這樣，祥子的悲劇性的刻畫便被納入了老舍小說整體的文化批判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