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對柳宗元自言“好佛”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再從柳宗元的哲學思想、入世態度和在永州的行為三個方面論述他是一個自言“好佛”的人，而不是“信佛”的人。

　　關鍵詞： 柳宗元;永州;佛學;哲學思想

　　柳宗元是一個“好佛”而且“信佛”的人，這是絕大多數柳宗元研究者的共同觀點。 范文瀾 先生認為柳宗元“中佛毒當然很深”，“柳宗元信佛，勢逆而氣衰”; 任繼愈 先生在《中國哲學史》中說柳宗元“受佛教唯心主義哲學影響較深……降低了他的唯物主義的思想水平”; 孫昌武 先生在《柳宗元傳論》中認為“柳宗元唯物主義世界觀不徹底”; 何書置 先生在《柳宗元在永州》中說柳宗元“不相信造物者的存在，但是他又信佛。有人說他好佛，并不信佛，其實不然。他是信佛的，而且有時還相當虔誠”。然而，對以上的觀點，筆者始終不敢茍同。縱觀柳宗元一生的經歷，認真地讀柳宗元的文章，要將他定性為一個“信佛”的人，是難以令人置信的。

　　一、柳宗元為什么說自己“好佛”

　　柳宗元在他的許多文章中都表明自己“好佛”。“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知釋氏之道且久”(《永州龍興寺西軒記》)，柳宗元以上表白不僅說自己“好佛”，而且貫穿一生，始終不變。柳宗元為何要反復表明自己“好佛”呢?

　　佛教在東漢時期就開始傳入中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非常興盛，到唐代則更為盛行。柳宗元經歷了代宗、德宗、順宗和憲宗四朝，四個皇帝都推崇佛教。由于朝廷的提倡，佛教在中唐的影響非常廣泛。柳宗元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他聰明好學，從小對佛教就有一定的了解。在柳宗元的眼中，佛教并不是異端邪說，“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送僧浩初序》)，這種認識是柳宗元表明自己“好佛”最重要的原因。

　　柳宗元表明自己“好佛”更為重要的原因是他為了迎合朝廷的需要，為自己的仕途鋪平道路。對佛教是否認可，是唐朝選用官員的一個標準。在中唐，如果哪個官員敢公開表明自己“反佛”，就會受到朝廷的貶黜。最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韓愈因“諫迎佛骨”而“夕貶潮州路八千”。柳宗元出生于望族，熱切追求功名，他積極用世，渴望光宗耀祖。因為這樣，柳宗元雖然不信佛，但為仕途順暢，在對待佛教的態度上就要表明與朝廷保持一致的鮮明態度。特別是柳宗元被貶永州后，為了重返朝廷，他在佛教問題上更加小心謹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柳宗元有關“好佛”的文字大都寫在被貶永州以后，為什么會這樣呢?柳宗元貶到永州后，可以說無時無刻都在期盼朝廷的召回。他在寫給故舊大臣的信中，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悔罪的心情，希望得到援引。“敢希大賢，曲見存念”(《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啟》)，“獨有望于閣下”(《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啟》)，然而“致書累累數千言，亦終不能少為之助”(周思謙《八司馬》)。盡管這樣，他始終沒有放棄過東山再起的信念。他在元和九年寫的《囚山賦》中寫道：“圣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晁補之評論說：“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懷朝市不可得而復。”這真是一語破的，道出了柳宗元心底的隱衷。為了實現自己復出的目的，柳宗元必須與皇上的喜好保持一致，在“崇佛”還是“斥佛”這個敏感的問題上，他必須讓皇上了解自己的態度。否則，他這個戴罪之人將永無出頭之日。

　　柳宗元說自己“好佛”，同他在永州坎坷的境遇密不可分。雖然柳宗元說自己“自幼好佛”，但他真正致力于“求其道”是貶永州以后的事情。“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蘇軾《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可以按元和五年遷居冉溪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五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一方面，他政治理想破滅，仕途滑入谷底，甚至還有生命之虞;另一方面，隨他來永州的母親病故，而且他“不得歸奉喪事”。他自己也“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與楊京兆憑書》);他的女兒和娘也是年幼多病，在元和五年夭折。在這種憂恐凄涼的生活中，他曾產生過輕生的念頭，“守道甘長絕，明心欲自刑”(《同劉二十八院長寄漕州 張使 君八十韻》)。為了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加之他前五年一直居住在佛寺，這就使他很自然地寄情于佛教。佛教那種萬事皆空的虛無思想，和尚們“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的行為，成了他此時最大的安慰。“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晨詣超師院讀禪經》)，這是他在永州前五年無可奈何的選擇。柳宗元在永州寫的有關佛教的碑文、送別序、交游詩和寺廟記等約有三十余篇(大多寫于元和二年至元和五年之間)，成為他這段苦難人生的一個縮影。遷居冉溪以后，柳宗元陸續接到了一些故舊大臣的來信，他以為重返京城的想法很快就能實現，因而在他的文章中就很少見到有關佛教的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