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唐代詩人李商隱著有古文集字書《字略》。由于原書已經失傳很久，記載介紹李商隱的著述情況時，人們基本上不提李氏此書。本文對李商隱的《字略》作了較為詳贍的考述，并證明了《字略》的作者是李商隱，而非李尚隱。

　　【關鍵詞】 李商隱 《字略》 古文 考辨

　　李商隱（812—858）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晚唐最負盛名的詩人，其詩尤以善于化用典故而著稱。據北宋夏竦《古文四聲韻》，知李商隱又有古文集字書《字略》。原書不具，只部分散存于宋人郭忠恕的《汗簡》及夏竦《古文四聲韻》中。今悉為輯出并略作考述，不當之處，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

　　在討論李商隱《字略》之前，我們先看看唐以前文字學發展的歷史狀況，以明《字略》等傳抄古文集字書出現的文字學背景。關于這一問題，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一是唐人重視文字勘正工作及字樣之書的興起。我們知道，文字原本是為記錄語言而發明的一種書寫符號系統，其功能在于交流溝通，同時它又是一種時代的產物。在春秋戰國尤其是戰國時期，文字頗不統一。秦始皇統一六國，作了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文字統一工作。劉漢代秦，漢字也自秦篆變為漢隸。雖說此時字體已趨定形，但秦篆、六國古文，乃至更古的殷周甲、金文字仍廣為流傳，并不斷有新字產生，這就給交流溝通帶來不便。尤其在經學一統的時代，文字的錯訛對經學的傳播極為不利，甚至會造成經書文本及經學闡釋的差異。漢代今、古文經學的分立及其內部學派林立。以《詩經》為例，漢代《詩》分今文《詩》派和古文《詩》派，今文《詩》派又分為魯、齊、韓三家，三家內部又各有分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文字的差異。如《豳風·東山》“零雨其蒙”，毛作“零”，魯作“蘦”，齊、韓作“霝”。而文字的差異往往又會導致釋經的不同，如《鄘風·君子偕老》“邦之媛也”，魯、毛作“媛”，訓作“美女為媛”;韓作“援”，訓作“援，取也”。在這種情況下，文字刊正勢在必然。于是東漢熹平四年（175），由經學大師蔡邕校正手書，立石經于太學門前，史稱熹平石經。魏曹芳正始二年（241），又以古、篆、隸三體書《尚書》、《春秋》、《左傳》（未刊全）于石經，史稱“三體石經”。到了南北朝時期，由于政治的分裂，南北的阻隔，字體上隸、楷、行、草皆可通行，又加之士大夫妄改筆畫，自造簡字，于是俗訛、異體字不斷滋生。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篇云:

　　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云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易。爾后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余，書跡鄙陋，加以專輯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遍滿經傳。

　　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異，莫盛于魏齊周隋之世。”畢沅《中州金石記》亦云:“字之變體，莫盛于六朝。”

　　這期間有識之士始終呼吁并著手進行文字整頓工作，重要的字書有北魏陽承慶的《字統》二十卷，南朝顧野王的《玉篇》。還有惜乎未盡，今也只字不存的北魏江式的《古今文字》。至于北齊的顏之推更是呼吁南北字體的統一，然而山河分離，欲成此舉，談何容易。只是到了唐代，政治的統一方為文字的統一創造了條件。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盛世，作為民族文化符號的文字要有統一的規范的要求，尤為迫切。唐代文字的統一是伴隨著經典統一進行的。先是唐太宗以為去圣久遠，《五經》文字錯訛而難以通行，遂令初唐著名文字訓詁大家顏師古考定《五經》文字，撰成《五經定本》頒行于世，作為經學定本的依據。顏氏在校勘《五經》的同時，將異體文字錄出，撰成《字樣》一書。其書今佚，據《舊唐書·顏師古傳》，知顏氏所做的工作是“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眾所共惑者，隨宜剖析，曲盡其源”。又據顏元孫《干祿字書序》云:“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

　　誠然，顏師古《字樣》一出，天下群起效之。如杜延業《群書校定字樣》、顏元孫《干祿字書》、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唐玄宗《開元文字音義》、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新加九經字樣》等，故人稱唐代的文字學為字樣之學。這實際上也反映唐人對文字刊正工作的重視。

　　二是唐代傳抄古文的興起與古文集字書的大量出現。字隨世變，這是文字的時代性，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文字還具有很強的延續性。這種延續性是指一種新的字體取代一種舊有字體而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字形體主流，但它并不能完全把舊有文字形體完全排擠出人們的生活。新字體會導致舊字體的式微衰落，甚至遏而不行，但舊字體依然會以一種非主流的形式出現于人們的生活中。古文字即是如此。作為一種字體，古文是漢代人對小篆以前字體的籠統稱呼，其主體為戰國時的六國文字。對此，王國維在《觀堂集林》卷七中有論 ① ，于此不贅。自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小篆通行天下，古文便漸漸衰落。劉漢代秦，又以隸代篆，古文益加衰落。但漢至唐代，用古文書寫的舊籍或古文轉抄本仍然大量存在，如唐天寶三年，唐玄宗就曾詔集賢殿學士衛包改定古文《尚書》為今文。另外，大量的先秦舊籍出土，如漢時的壁中書，晉時的汲冢古書，帶銘刻的先秦彝器出土，等等。這就使得古文在遏而不行之后并不能完全退出漢代以后人們的生活。如魏時的“三體石經”以古文為一體，魏初的邯鄲淳傳古文《尚書》，漢代以后的歷代碑刻中，文字多古今雜陳，如《碧落碑》，唐代的李陽冰也擅古文。這都說明，漢代以后，古文在人們生活中依然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