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以女性為美的化身，女性是其感情理想和政治理想的載體，他以一種尊敬女性，崇拜女性的眼光去看當時社會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具有時代的進步性。

　　一、女性是其情感生活的載體

　　李商隱的心靈善感、早熟多思使他對幸福美滿的愛情生活充滿了期盼，表現在詩歌中就是兩情相悅。這類詩歌中的女性，大多聰穎、美麗，而又多才多藝，如《無題》：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做裙釵。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秋千下。

　　李商隱不愧是一個善于捕捉形象的詩人，只寥寥數筆，就把一個純潔任性、多才多藝的少女形象活脫脫的放在我們面前。據前人考證，此女實有其人，其名為柳枝。柳枝在李商隱感情生活中地位極重，影響極深。這類詩歌，把女主人公對愛情的渴望，把那種在痛苦中執著追求的精神，都非常強烈的表現出來了，從中也反襯出作者情感寄托的理想。

　　李商隱在虛擬的神話世界中也同樣的表達出了這種情感期望，如《重過圣女祠》：“白石巖扉碧蘚滋，上清淪謫得歸遲。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郎會此通仙籍，憶向天階問紫芝。”作者將神話傳說與現實生活，神與人相糅合，構造了一個似真似幻，亦實亦虛的世界：細雨如夢，輕輕的飄灑在屋瓦上;靈風柔弱，整日也吹不滿祠前的神旗。這里有道教神話典故中的女子萼綠華、杜蘭香與人相戀的愛情悲劇。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作品有一個共同點：詩中女性的愛情生活俱以悲劇告終。實際上，這也是李商隱情感理想落空、破滅的一種隱寓性表現。由于現實生活感情的不幸，他只有寄托在詩歌中，因此這些女子不一定是實有其人的，而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形象。

　　二、女性是其個人身世不遇的理想載體

　　在李商隱的詩歌中，常被同情的對象主要是宮中女子與道姑。李商隱在同情她們的同時，借以抒發自己人生失意的苦悶，“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情共識，使李商隱與她們達成一致。如他對自戕以邀寵的宮女表示深切的同情：“未知歌舞能多少，虛減宮廚為細腰”(《夢澤》)。他對宮女得失恩寵的挽嘆“未央宮里三千女，但保紅顏未保恩”(《槿花》)。“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宮辭》)。在特殊的題材之歌詠中融入廣泛的人生體驗，視角獨特，感慨深沉。他對宮女的身世、際遇的哀婉和同情也有幾分是為自己的，因為詩人也有為世所棄，遠貶他方的經歷。同病相憐更觸發了詩人的創作欲望，所以他不自覺的選擇了宮女做為他抒發人生苦悶，身世不遇的的載體。

　　此外，在其詩歌中，還有一類女性，他們圣潔、堅貞，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是人們心目中美麗的化身。她們已脫離人間的煙火氣，已脫離了男性賞玩的目光而具有了冷肌玉骨的超逸之美，因而抒發了作者特殊的感情，有較深的寄托。他的《圣女祠》其一:“消息期青鳥，逢迎異紫姑。”“星娥一去后，月姊更無來。”其二:“無質易迷三里霧，不寒常著五銖衣。”詩歌把圣女越描寫得圣潔莊嚴，高不可攀，這種追求的意義也越值得珍惜。在他歌詠這類題材時，自然觸發并融入自己的身世遭遇和人生感受，故感情內涵深淪虛括。

　　三、女性是其政治寓意的載體

　　李商隱生活的時代，唐朝的輝煌已近西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樂游原》)。宦官專權，黨爭不斷，藩鎮割據，表面虛浮的熱鬧之下危機重重，有志于重振國運的文人士子一面無限感傷追憶往昔,一面從歷史中去找亡國之訓、治國之方。由于儒家“女禍亡國”的觀念根深蒂固，李商隱也在所難免為之所禁錮。“與國君有聯系的女性很自然的成為社會政治的對立面，對社稷江山有不可阻擋的瓦解力。是她們引發國君不加修飾的感情，并導致亡國的悲劇”(蔡燕《李商隱詩歌女性形象兩極化傾向對其詩風的影響》)。如《北齊》二首，其一：“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其二：“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這些詩以古諷今，以寫陳事而刺當朝。他也經常借本朝早期史實，特別是利用唐玄宗的失政，對當朝皇帝進行諷諫。如《華清宮》：“華清恩寵古無倫，猶恐娥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

　　情感失意與身世不遇所演繹的悲情二重奏，在李商隱的詩歌中形成一種獨特的表達方式――女性化書寫。女性豐富了李商隱的詩歌內容，更重要的是李商隱對女性的關注以及從中所體現出來對女性生命價值的一種認可。而同時，因了對女性世界的描寫，李商隱寄寓其中的深摯的感情與理想也得以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他以女性世界這一獨特的方式宣泄他對不合理現實的憤慨，“寄托深而措辭婉”(葉燮《原詩》)，使他筆下的女性更顯神秘動人之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