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論駢儷與飄逸：詩仙李白供奉翰林的貴游文學與文化隱喻

　　駢文是中國文學語言特色最華麗的一種書寫體類， 其中固然經由歷史長河的自然流變， 更關鍵的則屬士大夫文學傳承變創的精彩絕艷， 于是我們若就中國文學史的時間序列觀之， 顯然六朝階段正是文體與文論彼此輝映的首一經典坐標， 其中如劉勰《文心雕龍》既體大慮周地體現當時駢文駢儷、聲律及用典三大主要審美論述， 同時此書也是六朝駢體書寫， 此外有關駢文風潮在六朝的蔚然興盛， 實質上尤其攸關漢賦鼎盛， 及其對魏晉南北朝文體辭賦化的重要濡染滲透趨勢， 于是六朝文體普遍賦化， 臻至成為駢文風潮蔚然郁興， 無論從駢文的形成要件， 與作者遣詞用心面向觀之， 都攸關漢魏六朝的文章賦化的流變趨勢。故此對于唐代以來， 一方面深受初唐以來六朝文風的傳統熏陶， 乃至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三擬《昭明》文選， 并且傳世文集中還留下《擬恨賦》及幾篇六朝小賦的具體創作， 甚至盛唐之際同時交游的詩圣杜甫， 也稱述李白詩歌“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上述諸種唐人載敘， 實已歷歷如繪地勾勒出詩仙李白一方面固然傳承蜀鄉先賢陳子昂以漢魏風骨為宗的文學復古大纛外， 甚至揭橥“自從建安以來， 綺麗不足珍”的文風思辨論述。時頗潛心深究于六朝文學， 并曾自稱“一生低首謝宣城”， 上述種種文學載敘及其本人自述， 都一一見證詩仙李白絕非一昧揚棄六朝文風， 獨鐘漢魏風骨的大唐詩仙， 其中適足映現李白對于六朝文風的因革及其復變。

　　在中國文學史上詩仙李白向以“豪放飄逸”為其代表特色， 并且文如其人， 相得益彰， 其中“豪放”主要體現為盛唐氣象的宏衍開闊， 而飄逸則尤重展現超俗不凡、變正為奇的非常取向， 唐宋以來如殷璠、杜甫、王安石、嚴羽諸家的相關評論可謂不一而足， 然而就李白早年在安陸時期所撰《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所揭示的夢想藍圖而言， 畢竟是以追夢長安， 輔弼君王， 并臻至“寰區大定， ?？h清一”， 實現其兼濟盛世然后功成身退的志業鴻圖， 方始以瀟灑出塵之姿， 追步“陶朱、留侯、浮五湖， 戲滄洲”。然則誠如李白此一人生夢想藍圖中所揭示的自我寫真：“近者逸人李白， 自峨嵋而來， 爾其天為容， 道為貌， 不屈己， 不干人， 巢、由以來， 一人而已?！比缡鞘鼛缀跻灾喯勺砸暤睦畎祝?固然絕非以“一朝飛騰， 為方丈蓬萊之人”畫地自限， 反之， 始終以大鵬自喻的謫仙人生夢想坐標， 顯然仍是以振翼高舉、追夢長安為其首要鵠的。

　　詩仙李白儼然即是以借由此篇山岳神旨的駢儷移文， 正式向世人宣告其謫仙追夢藍圖及其謫仙形象的自我寫真， 其中所謂“逸人李白”， 絕非簡單尋常的仙道隱逸指涉意涵， 而是涵攝縱逸不拘的非常李白， 然則無論如何向以豪放飄逸見稱的詩仙李白， 當他歷經攀龍長安、漫游、干謁種種波折， 終得以在玄宗天寶元年秋夙愿以償地深獲玄宗賞識召見于長安， 從而展開上述李白人生藍圖的重要實踐及其轉捩關鍵， 據唐代范傳正所撰李白墓碑文之載敘：

　　常欲一鳴驚人， 一飛沖天?！墒强犊载?， 不拘常調， 器度弘大， 聲聞于天。天寶初， 召見于金鑾殿， 元宗明皇帝降輦步迎， 如見園、綺。論當世務， 草《答蕃書》， 辯如懸河， 筆不停綴。元宗嘉之……德音褒美。褐衣恩遇， 前無比儔。遂直翰林， 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 多陪侍從之游。

　　誠然甫入長安， 召見金鑾并由此供奉翰林的詩仙， 若可“專密命”， 并進而獻替玄宗， 竭思司言之任， 復“陪侍從之游”， 應該得以逐步實現“逸人李白”的士人生涯及其夢想藍圖， 然而問題則在李白于前后二年的供奉翰林生涯里， 若從現有的歷史相關文獻， 尤其是李白所傳世的詩文集加以觀照， 天寶初年翩翩來去的李白， 顯然是“多陪侍從之游”， 而罕見有獻替君王， ?！疤幩狙灾巍币暂o弼君國的具體載記， 故初入翰林的詩仙李白， 即使如李陽冰所稱， “置于金鑾殿， 出入翰林中， 問以國政， 潛草詔告， 人無知者”。然而終竟不免吉光片羽， 稍縱即逝， 故李陽冰《草堂集序》乃謂“丑正同列， 害能成謗， 格言不入， 帝用疏之”， “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游， 謂公謫仙人， 朝列賦謫仙之歌數百首， 多言公之不得意”。

　　由上述唐代同時且見交往的李白重要文獻所載， 誠然供奉翰林期間前后二年左右的詩仙李白， 大體是以文學“多陪侍從之游”， 而罕見“司言之任”的長安身影， 對照《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李白所歌樂的追夢長安， 輔弼君王的詩仙鴻圖進路， 可謂乖違舛誤， 于是如范傳正所述“既而上疏請還舊山”， 終竟鎩羽而歸的遺憾， 其中固有脈絡可循， 但從“逸人李白”的才性及其文學特質觀之， 范傳正所述李白當時“以為千鈞之弩， 一發不中， 則當摧橦折牙， 而永息機用， 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便顯得賜金還山一事水到渠成， 勢有所至， 唯值得尋思細繹者， 乃在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之文又稱：

　　脫屣軒冕， 釋羈韁鎖， 因肆情性， 大放于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 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于文律， 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 將以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 遣余年也。

　　從其語境而言， 固然主要指陳李白賜金還山， 并富于詩仙“豪放飄逸”特質的人生告白與未來前瞻， 然則卻由此具體而微地對照出李白供奉翰林時期， 以“多陪侍從之游”為主的仕宦身影及其謫仙情志隱喻。

　　當李白深富六朝駢儷的文學風采造詣， 于天寶之際， 償夙愿進入長安， 供奉翰林之初， 以文學侍從的主要士人身份及職能， 又體現為貴游文學歷史中， 慣見的奉詔宮中行樂書寫， 甚或從事無可抉擇， 亦不可避免的宮體書寫， 其中駢儷的語言形式， 當然包括聲律或用典的鋪排及演繹， 對于這位不拘常體， 又以“豪放飄逸”見稱的詩仙李白而言， 既是一種宮廷貴游文學風華再現的華麗游戲， 卻也是貴游宮體的文學傳統的既定文律， 同時， 借由李白出蜀后寓居安陸十年， 借由駢儷、賦筆合流的壽山論述， 所鋪陳的長安夢幻藍圖而言， 如是的“多陪侍從之游”， 反之卻憾于將“處司言之任”的李白形同一場李白借由以駢儷書寫為經， 以聲律及賦筆等六朝文體為緯的詩仙長安追夢之旅， 貴游宮體文學基調的華麗演繹。然則面對如是的情境， 就詩仙李白的夢想藍圖而言， 是否意味著即是一場名為“當駢儷遇見飄逸”的書寫困境隱喻與其長安情志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