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兒，正是李白，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fù)來！”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李白的詩風是什么類型，希望大家喜歡。

　　楊萬里在《誠齋詩話》中曾根據(jù)李詩《山中問答》和《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提出“李太白詩體”的概念，是宋人中最早用“體”字概括李詩風格的例子。嚴羽的《滄浪詩話》則進一步提出“以人而論，則有太白體”。嚴氏以卓異的詩性感悟和獨特的詩學(xué)思考介入了當時的李杜優(yōu)劣之爭和李白詩歌風格的辨析：“李杜二公，正不當優(yōu)劣。”(《詩評》)“少陵與太白，獨厚于諸公。……(荊公)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相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予故不得不辯。” (《考證》)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文字是：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太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此論一出，后世崇杜抑李者或崇李抑杜者似乎都是在小結(jié)裹上做文章，終不及這段文字坦蕩大氣、方正嚴明。

　　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跡《上陽臺帖》，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從李杜風格的辨析上看，太白體：飄逸;少陵體：沉郁，也因此成為千古不易之論。嚴羽論詩注重風格批評，而且有一套辨析風格的獨特方法。他在《答吳景仙書》中說：“吾論詩，若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詩辨》云：“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jié)。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長，曰遠，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凄婉。”“五法”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寫作方法，而是詩歌文本構(gòu)成的五大要素或五個結(jié)構(gòu)層面。所謂“析骨”、 “析肉”云云，就是要從五大要素或五個結(jié)構(gòu)層面入手解剖分析詩歌文本。嚴羽對“太白體”的詩學(xué)透視包含若干新的重要認識。

　　首先，嚴羽提出讀李白詩要認識“真太白處”：觀太白詩，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者，學(xué)者于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真太白處”、“其安身立命處”究竟是什么，嚴羽沒有直接說明。細案《詩評》，惟有一處論及《離騷》的文字可與此相發(fā)明：“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歌之抑揚，涕洟滿襟，然后為識《離騷》。”“識真太白處”和“識真味”，所涉及的問題的性質(zhì)應(yīng)該是一樣的，按理都應(yīng)屬于“五法”中“興趣”這一層面。“興趣”是五法中最核心、最內(nèi)在的一部分，陶明濬解釋為“精神”，極諦。嚴氏說要“識真太白處”、“識其安身立命處”就是要人們在感受太白天才豪逸的同時，認識其中所包含的性情精神。顯然，嚴羽認為太白的性情精神為其天才豪逸所表現(xiàn)，同時也被它所遮蔽，如果不能披文見質(zhì)，就不能真正認識“太白體”。

　　為此，嚴羽在比較李杜詩風時特別舉出李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二詩，說明其中體現(xiàn)了“子美不能作”的飄逸風格。毫無疑問，《夢》、《遠》二詩充分體現(xiàn)了李白天才豪逸的特點。《唐宋詩醇》評《夢》詩云：“此篇夭矯離奇，不可方物;然因語而夢，因夢而悟，因悟而別，節(jié)次相生，絲毫不亂。”又引楊載評《遠》詩語云：“波瀾開闔，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fù)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fù)為奇：方以為奇，忽復(fù)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⒁但是細案二詩，《夢》詩執(zhí)著于人格的獨立，大有屈子《遠游》的精神意味;《遠》詩則執(zhí)著于對國家命運的關(guān)懷，“我縱言之將何補”，極為誠摯、沉痛，“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更見其憂愁的深遠夐絕，王夫之讀到此詩，說了一句“供奉深”，算是真正識得太白“安身立命處”了。

　　嚴氏選擇《夢》、《遠》二詩為例說明 “太白之飄逸”，并不是隨意性的。與歐陽修激賞“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的橫放相比，與黃山谷贊美“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的天真爽朗相比，與楊萬里向往“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的超然出塵相比，與朱熹肯定“大雅久不作”的雍容和緩相比，嚴羽所選二詩，具有超然與執(zhí)著，飄逸與沉痛的雙重美感;嚴氏所看中的，也正是二詩以超然寫執(zhí)著，寓沉痛于飄逸的風格品質(zhì)。“太白體”的主要內(nèi)涵可能就在此處。其次，在與杜甫的比較中，嚴羽又指出李詩具有與杜詩相同的力量和渾厚品質(zhì)：李杜數(shù)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郭紹虞先生認為，“金鳷擘海”比喻“筆力雄壯”，“香象渡河”比喻“氣象渾厚”。豪放飄逸的風格，是極難把握的，豪易失之粗，逸易失之輕，俊快則易失之容易。

　　《詩人玉屑》引敖陶孫語：“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云，核其歸存，恍無定處。”只看到了李詩飄忽輕靈的一面，沒有理解其渾厚有力的一面。清人賀貽孫《詩筏》曾就李詩渾厚的'特點加以發(fā)揮：“所謂厚者，以其神厚也，氣厚也，味厚也。既如李太白詩歌，其神氣與味皆厚，不獨少陵也。”與嚴羽“香象渡河”之喻包含的意思相近。渾厚與有力是緊密聯(lián)系的，荀子《勸學(xué)》謂“其水積也不厚，則負舟也無力。”厚是力的基礎(chǔ)，筆力的“雄壯”源于氣象的“渾厚”。同時，氣象的渾厚又與情感(興趣)的深厚密切相關(guān)，執(zhí)著深厚的情感是渾厚“氣象”的基礎(chǔ)。嚴羽雖沒有如此清楚的闡述，但從他立論所涉及的層面看，則不妨作如是觀。復(fù)次，嚴羽雖然承認他“天才豪逸”，但并不認同所謂 “仙才”的說法：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

　　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宋人沿襲唐人關(guān)于“謫仙人”的說法，并進一步加以發(fā)揮，《麈史》記宋祁語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歐陽修《太白戲圣俞》詩云：“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他高歌《蜀道難》。”徐積《李太白雜言》云：“至于開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從某重意義上看，這種雖是贊美實則神化、仙化的認識，與將李白俗化(“識度甚淺”、“多言婦人酒”)的傾向一樣，都是對李白其人其詩的誤解。

　　太白之詩是有法還是無法，是有待還是無待，是可法還是不可法，宋人一般認為李詩無法、無待，也不可法，所以藝術(shù)風格有一種似非人間所有的神秘性。黃山谷認為“李白詩如黃帝張樂于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鄭景韋認為“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不受約束”，楊萬里則認為他的詩“如子列子之御風，無待乎舟車也”，“無待者，神于詩”，朱熹一方面認為“李太白天才絕出，尤長于詩”，一方面又認為“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于法度之中，蓋圣于詩者也”。嚴羽《詩評》云：“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認為李白詩歌是有法的，只是李詩之法與一般意義的詩法不同，更多一些個性色彩和興會標舉，屬于無法之法。嚴氏繼李陽冰《草堂集序》之后，將李詩風格重新定位在“天仙之詞”上，實際上恢復(fù)了李白詩歌的現(xiàn)實性，對正確認識其詩風格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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