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詩人，作為中國古詩詞的主要功勛人物，生性自由，隨意盎然，能夠活出自己，做自己。

　　李白最早預(yù)見安祿山謀反

　　“安史之亂”爆發(fā)前，曾先后有三位高官向唐玄宗說過安祿山會謀反。據(jù)《舊唐書》記載，張九齡因為討厭安祿山的“狡黠”，所以告他“面有逆相”且有“狼子野心”;王忠嗣因為李林甫對自己“日求其過”，于是告他的親密同伙安祿山日后“必反”;楊國忠因為擔心安祿山與自己爭奪相位，因此多次“上前言其悖逆之狀”。

　　在古代，把“謀反”的帽子強扣在別人頭上，是一種比較常見的政治斗爭手段。在個人喜惡、個人利益、個人權(quán)欲面前，無論是風度翩翩的張九齡，異常奸詐的李林甫，還是粗魯霸道的楊國忠，都把頗受皇帝寵愛的安祿山視為“眼中釘、肉中刺”，都欲除之而后快。因為沒有真憑實據(jù)，所以他們的說法均屬主觀臆斷和惡意誣陷。

　　其實，最早預(yù)見安祿山謀反的人是李白。天寶十一年(752)十月，李白在游歷途中去了一趟范陽，即幽州，也就是安祿山的大本營，親眼目睹了安祿山的囂張氣焰，客觀地預(yù)見了安祿山謀反的必然性。離開幽州后，李白寫了一首詩，題為《幽州胡馬客歌》，詩中的“胡馬客”暗指安祿山，“綠眼虎皮冠，笑拂兩只箭”寫出了安祿山的飛揚跋扈，“疲兵良可嘆，何時天狼滅”則道出了自己的憂國之思。

　　李白之所以有這種敏銳覺察和正確判斷，筆者認為有以下原因：其一，李白經(jīng)過兩次官場上的失敗，政治警惕性有了進一步提高;其二，李白被“賜金還山”后身處局外，更容易清醒地認識問題;其三，李白與安祿山都具有胡人血統(tǒng)，更容易洞悉同族人的心思。流放夜郎遇赦后，李白在《經(jīng)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一詩中也回憶了當年他在幽州的所見所聞。“戈”和“鋋”均為古代兵器，李白用一句“戈鋋若羅星”，犀利地揭露了安祿山躍躍欲試的狼子野心。

　　對于如此重要的軍事情報，李白既沒有上報朝廷，也沒有密奏皇帝。應(yīng)該說，李白有難言之隱。當時，安祿山正紅得發(fā)紫，昏聵的唐玄宗對他百般信任和恩寵，連御史大夫和當朝宰相都扳不倒他，李白一個被讒逐的文人，所說的話又有多少分量呢?再者，王忠嗣、楊國忠因為說過安祿山的壞話，一個被貶職，一個遭白眼，如果換了李白，恐怕只有被砍頭的份了。所以，一句“心知不得語”，反映出了李白當年心存畏懼、有話難訴的矛盾和尷尬。

　　把話放在心里面，把預(yù)見寫在作品中，是李白的無能為力、無可奈何的一種選擇。此后，李白繼續(xù)他的游山玩水，繼續(xù)他的求仙訪道，甚至想用“棲蓬瀛”的方式來避世。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fā)后，劍法高超的李白不但沒有投軍報國，反而和普通百姓一樣選擇了倉皇“南奔”，甚至認為“樂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國難當頭，李白這一系列退攖逃避的做法，既反映了李白在政治上的消極和絕望，也反襯出了“盛唐”表象下的昏暗和腐朽。

　　李白為何對杜甫贊美之詞寥寥無幾

　　杜甫保存至今的詩歌作品中，跟李白有關(guān)的，共十五首，其中多數(shù)作品充滿了對李白其人的真摯思念和對李白詩歌藝術(shù)的熱烈贊美。而李白保存至今的詩歌作品中，跟杜甫有關(guān)的，不過區(qū)區(qū)四首，思念與贊美的沒有杜甫對李白那么多，贊美之詞更是付諸闕如。許多人因此認為，杜甫是李白的狂熱崇拜者，而李白則不甚看重小自己十一歲的杜甫，對杜甫的詩歌藝術(shù)并不欣賞。

　　我認為，這種看法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

　　首先，李白不多的跟杜甫有關(guān)的幾首詩中，已經(jīng)透露出了一些對杜甫不同尋常的友愛之情。請看：“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fù)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相失各萬里，茫然室爾思。”(《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醉別復(fù)幾日，登臨遍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

　　其次，從李杜交游史實可看出李白對杜甫的欣賞。天寳三載(七四四)夏，李白、杜甫在洛陽相識之后，當年秋天即跟高適等同游梁宋，登吹臺、琴臺，“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杜甫《遣懷》)，意氣相投。次年秋，杜甫到兗州，正好李白亦回到東魯，兩人同游，“醉臥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情同手足。李白的《秋日魯郡堯祠亭上宴別杜補闕范侍御》和《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大約就作于這一次同游結(jié)束，臨別之際。有學(xué)者認為，李杜后來在長安還有一次會面，地點是一個叫飯顆山的地方，即李白《飯顆山頭逢杜甫》詩所記述的那次會面地點。倘若杜甫不是李白欣賞的詩人，很難想象李白會跟他這般飮酒、游玩，幾度盤桓，分別之后還寫那么情意深長的詩體書信。

　　李白有關(guān)杜甫的詩歌數(shù)量較少，可能跟李白詩歌散失較多有關(guān)。杜甫在作于天寶九載(750)的《進雕賦表》，序言云：“……自七歲輟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余篇。”可見杜甫現(xiàn)存作品的數(shù)量(一千四百余首)，遠少于他實際創(chuàng)作的數(shù)量。相比之下，李白詩歌保存的情況更加不理想。一般認為，因為杜甫生前已經(jīng)有詩集在江南地區(qū)流傳，杜甫晩年曾親自編輯過自己的詩歌作品，中年以后的作品散失較少，他自己滿意的作品大都得以保存下來。李白卻沒有這么幸運。李白最后病死于擔任當涂(在今安徽)縣令的族叔李陽冰處。李陽冰在給李白的《草堂集》所作的序中說：“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八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可見，李白有大量的作品散失了。李白散失的作品中，難保沒有跟杜甫有關(guān)的詩歌作品。

　　即使李白所作跟杜甫有關(guān)的詩歌真的比杜甫所作跟李白有關(guān)的詩歌少，也不足以說明，李杜交往，杜甫是剃頭挑子一頭熱。這跟李白杜甫思想、性格、創(chuàng)作特點上的不同有很大的關(guān)系。杜甫思想深受主張仁愛孝悌的儒家學(xué)說影響，李白思想深受追求獨善其身的道家思想影響;杜甫性格真摯外向，李白性格飄逸內(nèi)斂;杜甫作詩喜歡實錄生活，李白作詩喜歡冥想神仙。這三個方面的差異，都有可能導(dǎo)致李杜詩歌反映友情的態(tài)度與方式上的截然不同。

　　事實上，杜甫寫李白多而李白寫杜甫少這個現(xiàn)象，也可以有另一種解讀：盡管李白比杜甫年齡大，但在李白面前，杜甫扮演的是兄長兼伯樂角色，他關(guān)心李白的處境，贊美李白的才華。杜甫對李白詩歌才華的贊美，有替李白鳴不平、為李白延譽的用意。杜甫寫于秦州時期的《不見》詩：“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我們不難讀出杜甫發(fā)自內(nèi)心深處對李白的愛憐、回護、抱屈之情。

　　魏顥千里追尋李白只為贈詩

　　作為名滿天下的大詩人，李白在生前就有很多粉絲。在眾多粉絲中，魏顥堪稱超級粉絲。魏顥最初叫魏萬，曾在王屋山下做隱士，號為王屋山人。他自言平生自負，人們都覺得他狂，但此狂人對李白卻是非常敬慕。按魏顥自己的說法，他就像司馬相如欣慕藺相如的為人，像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一樣傾慕李白，他認為李白平生行事、為人與自己頗為暗合。

　　為了一睹偶像風采，魏顥千里追尋，打聽到李白在哪里，他就追到哪里。從王屋山出發(fā)，一路追到浙江天臺山，可惜每次都是他剛到，就被告知李白已經(jīng)走了。魏顥跋涉三千里，歷經(jīng)半年，才終于在廣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蘇揚州與李白相遇了，并激動地奉上他四十八韻的長詩《金陵酬李翰林謫仙子》。在交通不發(fā)達的唐代，如此千里追隨，其瘋狂程度比之于今日追星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怪乎李白大為感動，與這個年輕人結(jié)為忘年交。李白說魏顥愛古好游、超凡出世，預(yù)言以后他必著大名于天下，并對魏顥說：“你以后發(fā)達了，千萬不要忘了老夫我，還有我的孩子明月奴呀。”事實是后來魏顥果然考中了進士。當時李白還托付魏顥把自己的詩文編成集子。在魏顥返還王屋山時，李白寫了一百二十韻的長詩《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并序》以贈別。

　　李白與魏顥的關(guān)系親密至此，自然也就和他無話不談，所以魏顥就能夠知道一些不為他人所知的細節(jié)。

　　天寶元年(742年)李白在長安待詔翰林，但不到兩個月，他就離開了長安。據(jù)民間傳說，李白是因為詩才超群而被玄宗召見。后因為李白太狂傲，醉酒后叫高力士為他脫靴，讓楊貴妃為他研墨，高力士深以為恥，于是就向楊貴妃進讒言，說李白為楊貴妃作的《清平調(diào)》中“可憐飛燕倚新妝”一句是譏諷貴妃的。李白于是被逐出宮廷。“力士脫靴”的記載可見于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唐人李濬《松窗雜錄》以及《舊唐書》、《新唐書》。這當然符合李白的個性，但這都只不過是后人對李白故事的虛構(gòu)而已。

　　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中記載，李白是以道士的身份入京的，并非后人理解的以詩人的身份入京。且李白對他說，皇上本來是許諾他讓他做中書舍人的，因為張垍排斥而被逐。張垍即是當朝宰相張說的第四子、唐玄宗的女婿。李白在開元年間初入長安時，渴望得到他的援助，但最終希望落空了。至于李白為何受張垍排擠，《序》里則未細說。

　　魏顥所記，定是出于李白對他的口述，所以當屬真實。然關(guān)于皇帝許諾讓他做中書舍人一事，也不排除有李白在述說時夸大其辭的可能。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沒有魏顥以及他的《李翰林集序》，李白進京出京的事實就沒有那么明晰，李白的形象也未必有如此真實。所以魏顥這個粉絲對于后人了解真實的李白還是有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