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品中的市民形象
老舍的文學(xué)作品中，那些普通而典型的市民形象，似乎隨處可見。
老舍最突出的就是他善于通過對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樸素描寫，來表現(xiàn)生活自身內(nèi)在的豐富內(nèi)涵。他們在平淡之中演繹生活之喜、樂、愁、悲，但卻能給人“思想上的啟迪，藝術(shù)上的享受”。
老舍把市民分為舊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底層市民形象等三種類型。
一、“舊派市民形象”，即那些保持著中國傳統(tǒng)美德的溫順、善良、講禮節(jié)、但又極端保守自私的“老中國的兒女們。[1]這是老舍在市民形象中塑得最為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個系列。他們雖為城里人，但仍然是鄉(xiāng)土中國的子民，身上負載著沉重的封建家法思想包袱。他們可以稱得上是這種寬厚卻保守、熱誠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
在小說《二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個迷信、中庸、馬虎、懶散的奴才式人物馬則仁。他“一輩子不但沒有用過他的腦子，就是他的眼睛也從來沒有一回盯在一件東西上看三分鐘。”他的人生哲學(xué)就是“好歹活著”，至于活著是為了什么?除做官、娶妻、生子，別的他就沒有想過。這樣的一個角色，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魯迅筆下的阿Q，只不過阿Q是個生活在封建、落后的中國農(nóng)村的孤兒，而老馬則是在大英帝國繼承了遺產(chǎn)的富裕華僑。其實，將老馬放在異國情景下去刻劃，更突出了中西文化對照之下，這種“國民性”的荒謬之處。
更引人注目的是《離婚》中的張大哥，他不但以其市民性格反映了我們民族某些本質(zhì)的特征，而且以他與黑暗的舊社會的世俗人情的相通，以他與腐敗官僚機構(gòu)的相通，反映了當(dāng)時整個社會的弊病。張大哥知足常樂、墨守成規(guī)。他待人處事的原則是“凡事給小篩子一篩，永遠不會走到極端去;走極端會使生命失去平衡，走平地也會摔跟頭。”在他看來，罵一句人都是有負于禮教的，而最后他的兒子卻因“共產(chǎn)黨”嫌疑被捕，他卻只有絕望的哀嘆：“我得罪過誰?招惹過誰?”從這些人身上，老舍先生體會了一種深刻的多重悲哀，讓我們看到阻礙社會進步的桎梏并不是來自于個別人的道德敗壞或惡劣品質(zhì)，而是一種彌漫與滲透于整個社會和民族肌體的習(xí)慣。[2]通過這一類形象的塑造，老舍傳達了這樣的思想，要醫(yī)治民族的痼疾，除政治、經(jīng)濟的變革外，必須得有一場文化心理的革命，而且要使它在每個中國人心中完成。
二、“新派市民形象”它又可以分為老舍理想中的“國民楷模”，含淚鞭撻的“過渡人”形象“洋派”與“新派”的市井無賴。
老舍雖致力于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并未忘記構(gòu)建理想人格，他以英國國民為參照塑造李景純、李子榮這樣的青年。李景純有知識、有理想，也有為國捐軀的精神，情急之時，他以刺殺軍閥的行動來試圖警醒國民。李子榮具有許多優(yōu)秀品質(zhì)：獨立、務(wù)實、求真、敬業(yè)、愛國，有遠大美好的理想、有腳踏實地的行動，這些理想人物均以俠義行動為貧民除害而獲得了團圓式的大結(jié)局。他們身上映射出“儒俠身兼”的影子，老舍所刻劃的'這類人物正反映了他的人生理想。
“過渡人”形象是被老舍所鞭撻的，如《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他們也都是受過新思潮洗禮的知識分子，在理智上瞻望未來，在思想上卻仍陷于過去泥潭中難以自拔。祁瑞宣受過現(xiàn)代教育，具有某些現(xiàn)代意識，但畢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來的祁式家庭的子孫，因此當(dāng)面對敵人入侵，家鄉(xiāng)淪陷的嚴峻關(guān)頭，他還是陷入了盡忠，盡孝的兩難矛盾之中。從這個愛國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憂郁到斗爭的性格發(fā)展史中，我們清楚的看到民族的“國民性弱點”及該弱點在社會變革中被改造的歷史過程。
“洋派”與“新派”的市井無賴，他們生長于封建宗法、小生產(chǎn)的社會土壤里，卻又沾染了許多西方的壞毛病，集中西方糟粕于一身。如《四世同堂》里的祁瑞豐也是這類被嘲弄的“洋青年”，但更可恥的是他的洋味中又帶有漢奸味，他原是一個貪圖享受的無聊小人，家鄉(xiāng)淪陷后，受不了困苦生活的煎熬，甘心充當(dāng)連敵人都看不起的小小幫兇。這些人物一味追求“洋式”生活而喪失了人格，老舍對其無情的嘲諷昭示世人，這些“假洋鬼子”是我們改革最危險的敵人。
三、“底層市民形象”是老舍作品中人數(shù)最多、讀者最熟悉的一個系列，在老舍市民系列中占有顯著的位置。
《駱駝祥子》就是一部城市貧民悲劇命運的代表作，它成功真實地反映了舊中國城市底層人民的生活，揭示了一個破產(chǎn)的農(nóng)民如何被劃為社會流氓無產(chǎn)者行列的過程及該過程中所經(jīng)歷的精神毀滅的悲劇。祥子幻想著憑自己的勞動過上安�的生活，而黑暗的社會使他的理想永遠不可能實現(xiàn)，老舍以極大的同情描寫了軍閥、官僚統(tǒng)治者對他一次又一次的欺壓迫害，使他最后墮落成一個從肉體到靈魂都散發(fā)著腐爛氣味的無業(yè)游民。同時也批判了他自身所固有的缺陷：不合群、自私、死命要賺錢，沒有哥們兒。這決定了他的孤獨與脆弱，最終完全向命運屈服。他的慘敗生活深刻地提示這個社會沒有希望，小生產(chǎn)者“個人奮斗”之路行不通。隨著老舍世界觀的變化，他筆下的這類人物終于不再是“絕望型”人物，而是在艱難時世中不斷成長起來的覺悟者。
老舍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能進入民眾、走向世界，與他作品中所塑造的這些鮮明而又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市民形象有很大關(guān)系。這些市民形象在老舍小說中有著不容忽視的價值與地位。如果說魯迅作品的現(xiàn)實主義成就在于他以傳神的筆觸畫出了國人的靈魂，那么老舍的成就則在于他“把城市底層社會這個不為人們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貧民這個常被人們忽視的社會階層的命運，引進藝術(shù)的領(lǐng)域，并獲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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