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七十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代的統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于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當時的鄉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力的玩意兒。鄉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總之,當時皇威猶在,舊習未除,是大清帝國的繼續,毫無萬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他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
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家。
我們家據說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時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大排行是第十一,我們把他叫十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垅,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著是多么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里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么縣的教諭,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說待他們很不錯。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里去揀落到地上的干棗充饑。最后還是被迫棄家(其實已經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惹得她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我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訴那幾個“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后,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于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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