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悼文，我會用這個名字，因為生前他很少被叫“爸爸”。

　　我小時候沒叫他過“爸爸”，年長了隨兒女叫他“爺爺”。

　　叫“爺爺”可能還順口些，叫“爸爸”總覺得生疏。他最后的日子里，我也很少叫他爸爸。在外人面前，就叫他季先生。

　　我出生于1935年5月，當年8月父親就去了德國。小時候，常以為自己沒有爸爸，還為此遭到小伙伴嘲笑。家里人常指著墻上一幅照片，說那就是爸爸。

　　長到11歲，才和回國的父親見上面。父子間的疏離，他心里是明白的，心知肚明。

　　我的名字季承，是自己取的。原名季延宗，是祖父給取的，寓意香火繁茂。但我對這個名字不感興趣。高中時，我在濟南寫信到北京，叫父親給改個名字，但他拒絕了，說名字是祖宗賜的——直至“文革”“破四舊”時，我才有了個心儀的名字。

　　父親對我的影響，身教甚于言傳。我和姐姐都很刻苦，很樸素，也不圖名圖利。

　　我們一家人都比較淡泊。鄭重其事地給誰過生日，這在我們家是沒有的。據說父親九十大壽過得很熱鬧，但當時祖母、媽媽和姐姐都已不在人世，我也沒有參加。

　　在家里，父親寡言，情感很少外露。

　　祖母、實際上是叔祖母，90歲走的(父親兒時過繼給了叔祖父)。父親在文里稱她“季家第一功臣”。早年他在國外，后來又常年獨居北京，只有寒暑假才回濟南。這些日子，都是祖母撐起山東的家，照顧媽媽、姐姐和我。父親對她很欽佩，也很感激，平素對她特別恭敬。但祖母走的時候，他所有悲傷的表現，就是陷入更深的沉默。媽媽、姐姐走的時候，也一樣。

　　相當長時間，家人都不認為家庭對父親是重要的。相比對外人的熱忱，他對家人顯得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