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平凹先生年齡差不多，出身也很相似，都是從小生活在農(nóng)村，經(jīng)歷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以及以后的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社會的動亂，人和人之間的互相猜忌、斗爭，以及在社會變革這種大浪潮當中，各種道德、價值觀的碰撞、混亂、發(fā)展、進步、沉渣泛起以及光彩照人等各個方面。所以我想我們這一批人的作品，實際上是跟我們的時代密切相關的，也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時代，也就沒有我們這樣一批作家，當然也就沒有我們寫出來的這樣的作品。

　　盡管我們有很多的共同點，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各自的特點。比如平凹先生的故鄉(xiāng)在南北會合地，這種南方的靈秀、北方的粗獷之間，對一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心理的影響，以及西北地區(qū)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間非常微妙的一種結合，我覺得這形成了賈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層創(chuàng)作心得。這跟我們老家山東高密這個地方不太一樣，他是聽著秦腔、喝著秦嶺的水長大的，我們可能是聽著貓腔，流傳在高密一帶的地方戲長大的，他吃著稻米或者吃著小麥長大，我們可能吃紅薯或者玉米長大，所以研究這些很具體很物質(zhì)化的東西，也許是可以展開創(chuàng)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鑰匙。

　　平凹先生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全國已經(jīng)很有名氣，改革開放他是最早冒出來的一批作家，但是我們現(xiàn)在想一下，跟賈平凹先生同時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經(jīng)不寫作了，很少看到他們的新作，即便偶爾有新作也很難有新的氣象，而能夠一直堅持不懈地寫下來的作家屈指可數(shù)，平凹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而平凹先生的這種低調(diào)、謙和、厚道我也是很有發(fā)言權的。

　　幾年前，我曾經(jīng)在日本讀過一篇給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就是賈平凹先生寫的，他寫的是關于名字的問題。1986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一個叫莫言的人從新疆拍來的電報，讓去迎接他。當時我跟他素不相識，沒有任何交往，但是我們被困在蘭州，要在西安落一下，找不到一個熟人。后來我說試一下，給賈平凹拍封電報，寫陜西省作家協(xié)會賈平凹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