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百年紅學史,1904年王國維發表了中國第一部《紅樓夢》專論《紅樓夢評論》,運用叔本華哲學分析了《紅樓夢》的悲劇精神,將其列為可與《浮士德》媲美的世界悲劇。對《紅樓夢》的悲劇闡發才是百年紅學的起點,卻沒有得到那個時代的回應,紅學迅即偏轉向了政法啟蒙與歷史考據的經世理性,經歷了啟蒙(排滿革命、民權民主)-自傳-啟蒙(階級斗爭)-啟蒙與自傳合流的百年滄桑。或者現在,是時候回到王國維以自沉來捍衛的人文精神了。
二十世紀末,作家李劼發出了回到王國維的呼吁,《紅樓夢》是屬于“哲學的、宇宙的和文學的”,而不是屬于“政治的、國民的和歷史的”72,《紅樓夢》應當告別經世理性,回到《山海經》時代淳樸先民的童心,回到未被循環往復的王霸歷史污染的人文精神:
所謂中國歷史,就其文化意味而言,可簡明扼要地劃分為《紅樓夢》之前的歷史和《紅樓夢》之后的歷史。所謂之前的歷史,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是《資治通鑒》的歷史,是《三國演義》的歷史;所謂之后的歷史,則是大背于吾國吾民之傳統的歷史(此乃借用王國維所說),或者于破敗之中尋求新的生機的歷史。《紅樓夢》的問世,既標記著對以往歷史的顛覆,又標記著一種人文精神的崛起。作為一個曠古的文化靈魂,她照亮了昔日的興衰;作為一則《城堡》式的寓言,她啟示了未來的存在。……如果說過去的歷史是暴力和道德、王道和霸道、王權和草莽、權術和養生術之狼狽為奸的歷史,那么《紅樓夢》以后的歷史,其文化意味則在于上述陰陽結構的全然解體。這與其說是歷史的邏輯,不如說是文化的命運。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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