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樓夢》的翻譯過程中，涌現出許多優秀的翻譯家，如日本漢學家大高巖、飯冢郎、立間祥介、志村良治、武部利男、松枝茂夫、緒方一男，前蘇聯漢學家里弗京、緬希科夫，前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奧·克拉爾，德國漢學家弗蘭茨·庫恩，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思等等，對于一部中國的古典小說，從1892年，“東京才子”森槐南作為日本第一位《紅樓夢》翻譯者將《紅樓夢》第一回楔子譯成日文，到1980年，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思完成了80回本《紅樓夢》的翻譯和出版工作，為什么會吸引如此多的外國漢學家來關注？德國漢學家弗蘭茨·庫恩說：“《紅樓夢》的內容是迷人的，它的人物描寫是生氣勃勃的和充分個性化的，它的故事背景是令人難忘的。”我想這可以作為一條初步的注腳，至于大高巖被稱為“紅迷”，松枝茂夫認為“《紅樓夢》堪稱中華民族的大杰作”，更能得到“外邦之人管窺《紅樓夢》”的一些啟示。
關于翻譯和研究《紅樓夢》的外國漢學家，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是“大師級的認知和思考”的當屬大衛·霍克思。且看他在《紅樓夢》英譯本《引言》中的話：“《紅樓夢》是中國文學中一部偉大的世俗小說，它敘述了百年望族賈家的盛衰。書中兩位主角寶玉和黛玉活動的背景，是一幅用幽默、實際生活細節和優美詩詞織成的絢麗的錦繡，正確地反映了中國家庭生活的繁文縟節。此外，書中還常常暗示，人間以外存在著另一理想的王國。”大衛·霍克思的理解如此獨到且鞭辟入里，所以其英譯本《紅樓夢》至今在西方世界擁有獨一無二的經典地位是不無道理的。
在這里，難以將大衛·霍克思耗費十年的心血逐一通過譯介學的理論和王國維“隔”與“不隔”的觀點展現出來，姑且掛一漏萬，僅從他翻譯《紅樓夢》的過程中對書中人名的處理，稍作淺探。大衛·霍克思在處理形形色色的《紅樓夢》人物時，為了使英語讀者理清故事中的人物，采用了四條“基本原則”：第一是將賈府里的主人名字全部冠上漢語拼音；第二是將丫鬟的名字譯出相關的漢語意義；第三是將戲子的名字全部法語化；第四是將道士、和尚、尼姑的名字全部用拉丁文來表示。關于第一種處理，我國第一部《紅樓夢》的英文全譯本翻譯家楊憲益先生也遵循的是這一條原則。關于第三種和第四種處理，因與本文少涉，故不作論述。在此，就“將丫鬟的名字譯出相關的漢語意義”做一下討論，看看能給我們怎樣的啟示，由于《紅樓夢》中丫鬟眾多，丫鬟的名字眾多，因此僅舉襲人、晴雯、麝月為例，結合譯介學的理論和王國維“隔”與“不隔”的觀點，看一看大衛·霍克思對于人名的翻譯是傳統的“信、達、雅”，還是“創造性的叛逆”；也如王國維《人間詞話》：“問‘隔’與‘不隔’之別”。
一、創造性的叛逆
從春秋時代的“譯者，舌人也”到英國蒲伯被勸不作翻譯再到清末民初林紓因翻譯而羞惱，直至20世紀60年代，羅蘭·巴特宣稱“作者已死”。我們可以看到關于譯介的這樣一條軌跡：翻譯——翻譯性的創作——創造性的叛逆。大衛·霍克思就是這樣一位翻譯《紅樓夢》的譯者，并且是一位充滿創造性的叛逆的譯者。所謂“創造性的叛逆”即是翻譯文學對源語言文學的一種再創造行為。在這樣一種再創造行為中，個性化翻譯正體現了他“將丫鬟的名字譯出相關的漢語意義”這一作為譯者鮮明的個性特征，也由此體現出了《紅樓夢》原書中“丫鬟的名字”與“譯出相關的漢語意義”在美學思想層面的“隔”與“不隔”之別。
二、“隔”與“不隔”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歐陽公《少年游》詠春草上半闕云‘闌干十二獨憑春，晴碧遠連云。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隔矣。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云黃鶴，與君游戲。玉梯凝望久，嘆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并且認為“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處唯在不隔。可見，王國維主張文學作品應該“不隔”。所謂“不隔”，當是指語言清新平易，形象鮮明生動，具有自然真切之美，不見人工雕琢之痕。反之，“隔”則是指語言雕琢，用典深密，精工修飾而缺乏平淡自然之美。因為《紅樓夢》中的很多丫鬟的名字都代表了曹雪芹的美學思想和審美態度，那么大衛·霍克思在翻譯《紅樓夢》的過程中“將丫鬟的名字譯出相關的漢語意義”，又從哪些方面作了“隔”與“不隔”的取舍？
三、似桂如蘭花襲人
大衛·霍克思將襲人譯為“Aroma”。Aroma,《新英漢詞典》（增補本）中解釋為，其一芳香、香味，其二（藝術品的）風味、韻味。襲人從“花氣襲人知晝暖”中走來，大衛·霍克思當是知其真意的，故而將“襲人”這一動賓短語獨譯為名詞而非其他。“芳香”：看似籠統，實則考究，因為集眾丫鬟之香于一身而成其芳，“芳”乃是一種品行一種人格，如此堪配對人和氣、處事穩重的襲人。由此觀之，譯襲人著眼“花氣”便是“不隔”，著眼“花氣襲人”便是隔矣。正如襲人的判詞所云“枉自溫柔和順，空云似桂如蘭。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桂”之芳香，“蘭”之芳香，怎如“溫柔和順”之“芳香”。亦如其畫所寫“一簇鮮花，一床破席”，寫滿曹雪芹之悲嘆，又必是“一簇鮮花”方可了心中摯愛之情。至于，大觀園的十二個女戲子中芳官、蕊官、葵官、菂官俱有香名，然“Aroma”單屬襲人，其余再不可得。
四、霽月難逢真晴雯
大衛·霍克思將晴雯譯為“Skybright”。Skybright，意為晴空。關于“晴雯”的“雯”，《古漢語常用字字典》中解釋為“云形成的文采”。《三墳·爻卦·大象》中有“日云赤縣，月云素雯”。“Skybright”在意義上等于“abrightsky”，同時“bright”還有諸如“晶瑩的”、“伶俐的.”等意義，并不意味著“Skybright”這個譯法的完美。在這里，大衛·霍克思確實是做了簡單化的處理，甚至可以理解為是他的一種“迫不得已”的誤讀。且看晴雯的判詞“霽月難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為下jian，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既然“霽月難逢，彩云易散”，又哪來的“晴雯”？再看其畫“既非人物，又非山水，不過水墨滃染的滿紙烏云濁霧而已”。如此人物，如此山水，哪來的“晴雯”？由此觀之，將“晴雯”譯為“晴雯”便是隔矣，將“晴雯”譯為“非晴雯”便是不隔。
五、冷月無聲始麝月
大衛·霍克思將麝月譯為“Musk”。Musk，《新英漢詞典》（增補本）中解釋為，其一麝香，其二麝香植物。由此看出，“麝月”之“月”這一義素缺失了，但是缺失自有缺失的妙處，一如“此時無聲勝有聲”。且看《古漢語常用字字典》中的解釋除了“麝香”，還泛指香氣，如杜甫《丁香》詩：“晚墮蘭麝中。”這便使人想起，襲人出嫁后云：“好歹留著麝月”一語，我們知道麝月的脾氣秉性與襲人相似，且是陪伴寶玉做完紅樓一夢的最后一個人物，尤是襲人的影子。如此，襲人著一“芳香”，麝月著一“香氣”，自是褒勉。“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人散如“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何苦“波心蕩，冷月無聲”。由此觀之，譯“麝”而眷香便是不隔，譯“麝”而顧月便是隔矣。
六、結語
關于翻譯，其實學界有的專家是不主張的，甚至有人認為文學作品是不能或者無法翻譯的。即使是在翻譯理論研究的早期，原文——譯文之間絕對的二元對立觀念也認為“原文相對于翻譯，是主人，是原創性的、自主的、建設的、陽剛的，而譯文則是從屬的、次要的、模仿的、破壞的、陰柔的”。但是，一個國家文化進步發達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世界著名典籍在該國有譯本。并且，不管是在“通過交往實踐從‘他者’身上看到‘自我’，并以自我為尺度去看待‘他者’，從而形成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方面，還是在“促進文學、文化和文明共同體的形成”方面，或者是在“促進人類社會和諧發展”方面，翻譯的作用都尤為重大。這促使我們重估翻譯的價值，大衛·霍克思在翻譯《紅樓夢》的過程中，對人名的處理正符合了本雅明提出的“譯文標志著作品生命的延續，翻譯點燃了作品永恒的生命和語言無休止更新的火焰”。大衛·霍克思的翻譯有異于眾多翻譯家的創造性的叛逆，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四川大學曹順慶教授在《比較文學教程》里的追問“決定譯者采用某些翻譯策略的原則是什么？翻譯技巧是如何被用來服務于某種特定動機的？”至于上文提到的襲人、晴雯、麝月，不管是“隔”還是“不隔”，不管是否盡善盡美或者是如曹雪芹原書那般字字珠璣，但是既然作為一種翻譯，翻譯即是另一種表達，表達當然存在不盡完美的地方，這也正如吉林大學呂明臣教授所說：“表達是提示，不一定是全部。”所以，關于《紅樓夢》的譯介，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我們去關注和探討，關注跨語際翻譯過程中發生的種種語言變異現象，并探討這些變異的社會、歷史以及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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