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歷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范，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下面是韓愈作品特點，歡迎閱讀

　韓愈散文作品特點

　　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韓愈寫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這些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于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于揭發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權臣的妒嫉中，敢于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講真話，而且還表現于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于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于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于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于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說》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說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說》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說》有云：“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這就是對于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同樣，《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所謂“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于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寫道：“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郁郁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茍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對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嘆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于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文章的開始一段云：“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圣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這一席話幾乎都是反語。自“方今圣賢相逢，治具畢張”至“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韓愈的正面意見應該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賢，兇邪當道，畯良疏遠。才能不被錄用，有司不明不公。本來是憤激不平的牢騷，卻表現為冠冕堂皇的說教，這大概正是前人所謂韓愈行文的“狡獪”之處。“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這是韓愈一貫的選賢任能的主張。這樣的觀點在《行難》一文里也曾說過，他曾說選舉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賢”，只要“賢于人之賢”也就可以入選。這正是“占小善”、“名一藝”都可錄用的意思。在《行難》里韓愈是正面發表議論，而在《進學解》里表達的方式有些曲折罷了。韓愈從正面發表這種議論的文章還有《原毀》。他在這篇文章里講了“責己”和“待人”兩個方面。主要是講“君子”如何“待人”。認為君子待人應該“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只要有“一善”或“一藝”，就不要求全責備;而且應該不究既往，棄舊圖新。但“今之君子”不僅對人求全責備，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韓愈十分憤慨地說：“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這里講到為士處世之難，可見感慨并非全為自己而發。當時許多庶族地主階級的文人學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群書》先說自己對崔群為人的認識，中發賢者不遇之嘆，后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

　　在韓愈看來，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于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于是韓愈十分感嘆，他說：“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賢，說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魁說：“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歷代文章的一個傳統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為深廣的。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例如墓志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李涂《文章精義》)。與墓志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為“奇崛”。姚范以為“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說：“祭文退之獨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為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為宜”，但他又說：“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就是說，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后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于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說：“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

　　韓愈的幾篇“游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柳宗元《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仆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與此同時，裴度卻對這類俳諧之文很不滿意。他在《寄李翱書》中說：“昌黎韓愈，仆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為戲”，很不贊成的。

　　現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為，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等，雖有寓意，并不深遠。而《毛穎傳》一篇，則與前此諸作不同。雖說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后，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里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于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精于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并蓄”、“投閑置散”等等，都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鉤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饑號寒”等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