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雜說四則》的藝術特色
《雜說四則》是韓愈具有代表性的論辯類的文章，篇幅短小卻予以深意，體現(xiàn)了韓愈論辯文的特點。
《雜說四則》是韓愈四篇短小精悍的論辯體散文，出自《昌黎先生集》卷十一。雜說為內(nèi)容駁雜，隨感式的論說文字，是一種一事一議，或數(shù)事一議，借題發(fā)揮，行文自由，褒貶分明的文章體裁，也是議論文的一種。雜說起源于先秦諸子的零章片段，經(jīng)過韓愈的創(chuàng)新，逐漸發(fā)展為有完整結(jié)構(gòu)的篇章，可以說是后世雜感、隨筆類雜文的先驅(qū)。
韓愈的雜說，語言洗煉，妙趣橫生，文學成就較高。《雜說四則》是韓愈較有代表性的雜文，這四篇雜文都是借此喻彼，為“憤世嫉邪”(《雜說・崔山君傳》)。其一《龍說》說“龍”，說龍吐氣成云，憑借云可以上天入地，龍一刻也離不開云。這篇含義比較隱晦，歷來解釋不一。清人李光地說：“此篇取類至深，寄托至廣。精而言之，如道義之生氣，德行之發(fā)為事業(yè)文章;大而言之，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圣人之風之興起百世，皆是也。”(引自《韓昌黎文集校注》)這只是大體說明了其含義。其二《醫(yī)說》說“醫(yī)”。用醫(yī)病比喻治天下，意在標明嚴明統(tǒng)治秩序的重要性，維護封建秩序。其三《崔山君傳》是說“貌”。說一種人貌丑而心美，但他們是實在的人;人貌美而心類禽獸，不應算是人。其四《馬說》說“馬”。“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喻人才的際遇取決于當政者能否識才。這一篇千百年來已家喻戶曉，今天“伯樂”已成為“好領導”的代名詞。
韓愈《雜說四則》中的四篇雜說是后人將韓愈的四篇精短的雜文收集整理到一起的，這四篇論辯文蘊含了韓愈創(chuàng)作論辯文的多重藝術特色，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值得人們關注。
一.不平則鳴，文窮而后工
韓愈提出了“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的口號，把“明道”與對現(xiàn)實的批判聯(lián)系起來，使文章不僅是明道的工具，也是鳴不平、反映現(xiàn)實的工具，“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fā)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荊潭唱和詩序》)。因此，韓愈漠視那些達官貴人，并對他們表現(xiàn)出不滿與蔑視，認為他們氣滿自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確，真正的好作品是 “恒發(fā)于羈旅草野”的，往往是在被流放和漂泊當中，在不得志、在飽受打擊當中產(chǎn)生的，作者受到的刺激越大，怨憤越多，文章也就寄托了作者愈多的思緒，愈加能表現(xiàn)出作者的深切的情意。
《龍說》《馬說》就是韓愈作文“不平則鳴，文窮而后工”的代表。兩則雜文分別是借龍、馬這兩種動物的遭遇來寫人，包含了韓愈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或窮愁寂寞的嘆息。而其著名的《馬說》，作者看似在為千里馬叫屈，實則在為被埋沒的有志之士鳴不平。林紓《古文辭類纂》卷一：“通篇兩用”不知“字，有千鈞之力。”“不知其能千里而食”句，“是糟蹋國士之爰書”，“其真不知馬也”句，“是國士辨冤之訴詞”。又云：“語愈冷，而意愈深，聲愈悲。通篇都無火色，而言下卻無盡悲涼，真絕調(diào)也。”
二.文以載道，唯陳言之務去
韓愈的文學觀念是反駢重散，主張文章要像先秦兩漢散文那樣言之有物，要闡發(fā)孔孟之道 ，反對六朝以來單純追求形式美、內(nèi)容貧乏的駢驪文章，倡導樸實明暢之散體。因此，在主張“師古人”的同時又強調(diào)語言的創(chuàng)新和風格的個性化，重視文章內(nèi)容的充實而不強調(diào)辭藻的華麗與形式的整齊。
韓愈還明確提出了“唯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言必己出”、“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陽樊紹述墓志銘》)，一反駢文好用華麗詞藻的習慣。
《馬說》就從伯樂與千里馬的典故加以生發(fā)，來討論人才問題，《龍說》則從《易・乾卦・文言》中“云從龍”一句加以擴展、發(fā)揮，用云與龍的關系，說明一個人立身行事必須有所依憑。有人認為這是指“君臣際遇”，也有人認為這是“朋友相交”。不論是從哪一方面解釋都可以將文章內(nèi)容演發(fā)出深刻的寓意，內(nèi)容是充實有效引人深思的。而其它兩篇雜文作者也立足于社會發(fā)展以及培養(yǎng)正確價值觀的角度，闡發(fā)了鮮明、深刻的予以深意的觀點。
韓愈在作文立意方面有直接論述，“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答胡生書》)，提出作文要有深刻的立意。所謂立意深刻，首先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作者觀察社會現(xiàn)象，不是局限于它的表面，而能深入到它的本質(zhì)，從而在寫作時從日常平凡瑣碎的題材中，也能生發(fā)出深刻的立意。就寫作實踐來說，也有一個方法的問題。藝術方法上的立意求深，就是要在表現(xiàn)內(nèi)容時層層翻剝，引導讀者從現(xiàn)象逐漸認識本質(zhì)。韓愈就善于使用這種層層深入的方法，把立意逐層加深。
《雜說四則》分別以“君臣、朋友”的遇合應求、“治理國家”要嚴明法度、辯證分析“外表”與“內(nèi)在”的關系、“人才”選拔為論說的立足點，切合社會發(fā)展，并對當時的社會生活有較高價值的借鑒意義，是韓愈對世事的深刻慨嘆之作，立意深遠，值得回味。
《龍說》寫于作者仕途蹭蹬之際，借龍和云的關系比喻君臣、朋友之間的遇合應求關系。文章雖然篇幅短小，卻“道古而波折自由，簡峻而規(guī)模自宏，最有法度，而轉(zhuǎn)換變化處更多”(清代張裕釗語)，含蓄委婉，意味深長，歷來被奉為典范。《馬說》則作于韓愈仕途不暢之時。文章借闡述善于相馬的伯樂與千里馬的關系，比喻選拔任用人才者與人才之間的關系，強調(diào)了知人善任的重要性。文章也表達了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懷才不遇的憤慨。歷代對此文贊譽有加，清代林紓在《古文辭類纂》中評價其“語愈冷而意愈深，聲愈悲。通篇都無火色，而言下卻無盡悲涼，真絕調(diào)也”。
三.抑遏蔽掩，婉曲盡情
蘇洵在《上歐陽內(nèi)翰書》中說到韓愈的文章：“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zhuǎn)。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這段話生動形象地概括了韓愈文章的氣勢、內(nèi)容和藝術表達的特點，蘇洵所說“抑遏蔽掩，不使自露”就是指韓愈作文好用較為委婉，含蓄不露的.藝術手法。
《龍說》和《馬說》這兩篇托物寄意的論辯文，其筆法含蓄，“不使自露”，可視為“抑遏蔽掩”的一種方式。兩篇文章都是借此喻彼，表達了作者憤世嫉俗之情，前者以龍和云的相依相存，比喻圣君和賢臣的相輔相成;后者以千里馬和伯樂的關系，比喻人才的際遇取決于當政者能否識才。兩篇文章都沒有直接提及“圣君”與“賢臣”，“人才”與“當政者”，但是通過聯(lián)系韓愈的生平以及際遇，我們就可以體會到文章內(nèi)作者委婉寄托在“龍”與“馬”身上的自己的微妙情感。這兩篇運用“抑遏蔽掩”的手法寫成的論辯文可謂含蓄蘊藉，意味悠然，委婉盡情。
四.邏輯嚴整，氣勢充沛
韓愈發(fā)展了孟子的“養(yǎng)氣說”，將“浩然之氣”與文章寫作聯(lián)系起來。《答李翊書》：“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他認為只有內(nèi)心充盈著強大的精神力量，才能使筆端語句文字有著嚴密的邏輯體系，顯露出別具一格的神韻來。
《雜說・馬說》是韓愈通篇都用比喻來組織的論辯文，比喻包含在議論的框架之中。用古代伯樂相馬的典故來組織文章，第一、二句開篇“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一反一正，提出論點，說出了三層意思：要發(fā)現(xiàn)人才，首先得有識別人才的人;人才常有，但卻沒有被發(fā)現(xiàn);這是因為缺少識別人才的人。接著，順著思路推進文意，第一層“雖有名馬”，具體寫識別人才的問題;第二層“馬之千里者”，實際是培養(yǎng)人才的問題;第三層“策之不以其道”，進一步講怎樣理解、善用人才的問題。最后做“不知馬”的慨嘆，回應開頭的“世無伯樂”，表明諷刺現(xiàn)實的用意。文章雖處處說馬，但實質(zhì)上全是在論述人才問題。作者在比喻中有層次地論述問題，把論點一步步展開，深化，并以答案鮮明的問答句結(jié)尾，再次強調(diào)“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的主旨，邏輯嚴整，氣勢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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