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在韓愈看來，儒家的基本原則是仁義，而仁義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樣的精神做人，做什么樣的人等等，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韓愈作品中關于道的思想。

摘要：以往對于韓愈“道統論”的研究，大多數都側重于研究"道統論"的形式意義，但是對于韓愈“道統論”中關于“道”的思想內容卻很少重視。其實，韓愈的“道統論”思想不僅的的確確影響了以后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而且其思想內容以及歷史性作用還具有一種深層次的理論上的意義。因此，總結其思想及歷史性的作用，將對關于中國哲學的歷史以及未來的發展有一定的意義。

　　關鍵詞：韓愈 儒家思想 道統論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儒家思想作為封建階級的統治思想，始終處在支配的地位，它深深地契入了中國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在儒學發展史上，漢儒和宋明理學家們根據時代的社會需要，對傳統的儒家思想進行了新的理論闡釋。被后人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是唐代的文學家、思想家的教育家。在學術思想中，他一生以復興儒學為己任，首次提出了以弘揚儒家圣人之道和人文價值為核心的道統論，為之后的中國哲學文化發展提供了一種文化形式的可能性選擇。歷史表明，其對宋明理學的影響作用，不只是歷史性的，而且還具有深層的文化意義和理論意義。韓愈的“道統論”思想，主要體現在《原道》、《原性》等作品中，本文也以《原道》、《原性》等著作為基礎，概括總結韓愈的“道統論”思想以及其歷史作用和意義。

　　一、“抵制異教，攘斥佛老”的道統論思想

　　韓愈終其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套“抵制異教”，重振儒學的道統論體系。縱觀中國從春秋開始之思想歷史，春秋時期，孔子繼承文王和周公之仁政和禮制，創立儒家學派。戰國之間，各國爭霸，并且進行改革，都欲建立起一套新的適應時代的思想體系來，于是出現了儒、墨、道、法等百家爭鳴的局面。漢朝時吸取秦朝之經驗教訓，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終確立了儒家思想在社會中的正統地位。兩漢之后，中國歷史又一次出現分裂的狀況，由于西漢時期“絲綢之路”的開通，隨之帶來了所謂的異教——佛教，而此之間道教也開始興起，使得中國傳統思想——儒家開始面臨嚴重的挑戰。隋唐時期，中國政治得到大一統，但是思想方面并沒有統一。唐朝之初，佛教盛行，加之唐代帝王和老子同姓之緣故，更加推崇道家老子之學說，所以形成了儒、佛、道三家并立的這樣一個局面。當然，在當時的社會之下，佛老之學能夠盛行的原因也是因為它們對于封建統治者的統治毫無疑問是很有利的。

　　韓愈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唐時期，當時社會危機日益嚴重，藩鎮割據、權臣傾軋的狀況是甚之又甚。特別是中唐后期的安史之亂帶來的影響也是特別的沉重，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政治日趨腐敗嚴重。這是當時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當時佛教、道教勢力日益蔓延，尤其是信佛佞僧風氣尤為嚴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韓愈認為必須要重振儒學，強化儒家的正統地位，排斥反對魏晉以來流傳廣泛的佛道思潮。并且韓愈敏銳的感覺到佛教的思想里有著不事君父和不承擔賦稅這樣給社會帶來的經濟損失和離心傾向的消極面將會越來越嚴重。而韓愈生長在儒學世家，父輩們即以尊崇儒學并且身體力行儒行而著稱于世的，他深受其影響，所以韓愈感覺到務必要進行儒家的重振，于是他走向復興儒學，攘斥佛道的道路。韓愈五十二歲那年，虔誠信佛的唐憲宗大張旗鼓的將鳳翔之佛骨迎來長安，并且留置禁中(天子居處)三日，然后送入寺廟，于是上有好者，必有甚焉，當時的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廢業破產而求供養。韓愈當朝為官看到此景，大為痛心，于是不顧自己安危，大膽向唐憲宗上《諫迎佛骨表》，痛陳這是“傷風敗俗，傳笑四方”的丑事，并對皇帝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訣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患。”[1]他公開批判佛教曰：“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2]由此可見韓愈的《論佛骨表》著重從綱常倫理方面批判佛老之學。不僅是這樣，而且也從佛老對社會政治、經濟生活方面造成的消極負面的影響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在《原道》中指出：“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3]這樣出家人劇增，他們不擔賦稅且不牢而食，增加了社會的危機給社會經濟帶來嚴重的負擔，不利于社會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