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性三品”說
韓愈認為，孟子的性善之論、茍子的性惡之論以及揚雄的性善惡混的理論，都是針對中品之性而闡發的，并沒有真正包括上品至善之性和下品至惡之性，因此均有所欠佳。
中國古代的心性理論集中在有關人性善與惡的討論上，先秦時期的人性理論已經形成了四個主要流派：告子的性無善惡論，世碩的性有善有惡論，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到了兩漢時期，性無善惡論發展為揚雄的人之性善惡混，性有善有惡論發展為董仲舒、王充的性二品。韓愈主張性二品，所以，人們往往傾向于簡單化地判斷：“韓愈關于性二品的觀念繼承了漢代董仲舒和王充的性三品說”。實際上，韓愈“性二品”的人性理論，其實質是孟子的性善論。
一、“性三品”說的內涵
先秦時期提出人性論影響力最大的，也最有權威的莫過于孔子。據論語載“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指人的天賦本性是相近的，因為后天習染不同，就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差異。繼孔子之后，言人性者越來越多，如孟子認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主張性善，認為人天生就具有仁之端的惻隱之心，義之端的羞惡之心，禮之端的辭讓之心，智之端的是非之心。而告子則認為性無善無不善或者性可以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者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堯為君而有象。而后，又有荀子的性惡之說，揚雄的性善惡混之說，以及董仲舒的性二品說。
前人對于人性理論的分析，有優點也有不足，韓愈吸收總結前人的觀點，提出自己的“性二品”說，他以仁、義、禮、智、信為人性的內涵，將人性的本質歸結于道德理性，他的理論淵源我們可以看做出白于孟子。
韓愈在《原性》中稱“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指的是“五常之性”是與生俱來，是人固有的本性。我們可以這樣說，韓愈對儒學發展最重大的貢獻，就是選擇孟子而不是荀子作為儒學的正統。
二、“性三品”：五常的完備與缺失
如果說，性具五常是將人類的本質屬性抽象為先天道德理性的話，那么，性分二品則是將這種抽象的德性具象為具體的人格類型。
“性之品有上中下二：上焉者，善焉而己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己矣。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
上品的“性”類似于孔子所說的“上智”，它是純善不惡的，因為它上主于仁而下行于禮、義、信、智。這種人天生就完全符合統治階級所言君子的道德要求。
下品的“性”類似于孔子所說的“下愚”，它是居惡不善的，因為它上逆于仁而下悖于禮、義、信、智。韓愈認為，這些人與生俱來就達不到道德標準，而且因其先天之不足，即使通過教育也得不到很好的升華。
中品的“性”則是居于“上智”與“下愚”之間的，是可善可惡的，因為它雖具仁德，但仍不免有時違逆仁德，且其在下的禮、義、信、智四德也是雜而不純的。這些人與生俱來就不能完全符合君子的道德標準，雖然他們先天有所不足，但卻可以通過后天的教化而達到性之上品，如果缺乏好的教化則會墮落為賊寇。
韓愈認為，孟子的性善之論、茍子的性惡之論以及揚雄的性善惡混的理論，都是針對中品之性而闡發的，并沒有真正包括上品至善之性和下品至惡之性，因此均有所欠佳。唯有“性二品”說才是完善、全而的，才可以正確地解決人性善惡的問題。
三、“性”與“情”的相互統一
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上，人性論從來都是倫理學的理論基礎，是中國倫理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人性論不僅是中國古代哲學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們的政治思想、倫理思想、教育思想乃至其他思想的理論基礎。而韓愈在分析完“性二品”說之后進一步討論的`關于“性”與“情”的關系，則是韓愈倫理思想的理論基礎。
韓愈認為，人人都有“性”有“情”，“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就是說，“性”是先天的、與生俱來的，是隨著人的生命誕生而產生的;而“情”則是后天形成的，它是人的感官接于物即與客觀事物接觸之后而產生的。
韓愈指出“情三品”也分為二等，“情”的具體內容包括：喜、怒、哀、懼、哀、惡、欲。上品之情是對七種情感之生發，“動而處其中”，即情感的表達比較適中而合乎理性;中品之情是對七種情感“有所甚，有所亡”，即有些方而表現得太為過分，有些方而則表現得不夠充分，但是其動仍然努力合于中道;而下品之情，對情感的生發則是“亡輿甚，直情而行者也”，即多過于不及，且肆情縱欲，不加節制。
每一品中的情和性，都是相互配合的。上品的“情”對應上品的“性”，此時七情雖動，但其動皆合乎中道;中品的“情”對應中品的“性”，此時七情之動或有過、或有不及，但其動仍然努力合乎中道;下品的“情”對應下品的“性”，此時七情發動，多過于不及，且肆情縱欲，不加節制。
“性”與“情”二者密切聯系，而且只有兩者統一，才能生發出合乎道德的行為。
四、誤讀“性三品”說
現代學術界對韓愈的“性二品”理論存在兩大誤會：其一，“性二品”劃分的實質是階級歧視;其二，下品之性不可移易，阻斷了人們白新向善之路。
有人把韓愈人性論中的“上品之性”認定為統治階級，“下品之性”認定為勞動人民，或者說韓愈的上、中、下三品就是指君、臣、民。但事實上，韓愈的《原性》乃至整部韓愈集中，也找不出這樣判斷的只言片語。恰恰相反，《原性》-文中所列舉的下品之人，沒有一個可以稱為勞動人民：“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奸”。叔魚、楊食我、越椒、管叔、蔡叔毫無疑問都屬于貴族，怎么能說韓愈的“下品之性”就一定是指勞動人民?
由六朝的門閥社會到宋代的市民社會，唐代是一個過渡階段。門閥貴族勢力的消退和庶族士民勢力的興起，正好發生在中唐時期。韓愈的家庭并非貴族，他本人作為庶出子弟，更沒有可供炫耀的門第資本。韓愈同情出身低微的社會下層人士，他的人性理論選擇孟子的人性善論作為根基，正是為了給眾生平等提供理論依據。所以說，指責韓愈“性三品”歧視勞動人民，是沒有根據的。
另一個誤解，人們認為韓愈“性二品”的人格類型化方法會不會過于僵化，從而阻斷人們白新向善之路?韓愈確實有過這樣的表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韓愈以孔子“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為依據，斷言人性二品不可移易，似乎確有僵化的危險。但是，韓愈所謂的“不移”，也是有條件的。所謂“不移”就是指“困而不學者”。身陷困境仍然不肯學習，他又怎么可能“移”呢?當然，如果他愿意學習了，他就成為“困而后學”之人，仍然是可以“移”的。
韓愈認為通過后天的倫理道德教育可以使上品之性“就學而愈明”，即教育能使上品之人天生之善性進一步得到發展，行為上更加符合道德規范;而中品人之性屬于“可導而上下也”，即可引導向上也能誘使向下，因此教育對于中品之人的改造和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那么對于下品之人也不是不可改造的，通過教育同樣可以改善其惡性。人是否能夠向善子白新，取決于它自己是否愿意學習。所以說，指責韓愈的“性二品”阻斷了人們白新向善之路也是不對的。
韓愈將人類本質屬性劃分而提出的“性情二品”說，無疑給了后代極大的啟迪。他的“性二品”理論以仁、義、禮、智、信五常作為人性的內涵，并以五常的完備與缺失區分人性的存在狀態，而他理論的實質是孟子的人性純善，其價值取向則是眾生平等。可以說在當代的思想文化建設中，韓愈的人性學說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存在著不少可借鑒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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