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 雄

　　索南達杰畢業的時候，放棄留在西寧或北京的機會，回到治多縣民族中學當了一名老師。他騎馬回家鄉招了扎多進中學，第一次改變了扎多的命運。

　　從民族中學到青海郵電學校，扎多一步一步見識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他看到了樓房，在西寧說了4年漢話，經常說得嘴都干了，還興高采烈。

　　對于20出頭的年輕人扎多來說，80年代是個理想主義的年代，社會里充滿了變革的味道。他和朋友們組建了自己的團體“喚醒會”。辦雜志、發小冊子、上臺演講批評縣領導，試圖用極其先鋒的行為敲打沉悶的縣城。

　　有人打小報告，說這幫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州里派來一位副書記調查。領導看完他們小團體章程，指著第一條說：“小伙子啊，這一條救了你們。”

　　“喚醒會”開宗明義第一條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此后，扎多和朋友們申請去民族中學當老師，放棄高收入，要用教育改變家鄉人的思想。

　　他們在學校的改革又一次失敗了。

　　當老師是扎多社會改造計劃的最后一步，現在退無可退，他彷徨，看不到前方的路。

　　妻子博雷看到縣農業銀行外面張貼的一張紅紙，治多縣委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員會，面向社會招聘工作人員，兼任西部工委書記的縣委副書記正是索南達杰。

　　扎多和朋友興沖沖投奔過去，卻被索書記劈頭蓋臉大罵一頓。索南達杰覺得這幫小年輕連在學校這點委屈都受不了，更不可能跟著自己干事業。

　　他的心很大，包括了可可西里，面積和寧夏一樣大的無人區。

　　扎多倒是覺得，索南達杰雖然脾氣臭了點，但是個值得追隨的人。從少年時代開始，索南達杰就已經是他的偶像了。他加入了西部工委，成了索南達杰的秘書。直到1994年1月，18個月里他12次深入可可西里無人區。

　　在親歷者扎多眼中，索南達杰并不是一個如此先知先覺的人，他成立西部工委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為了開發搞建設。

　　身為草原的兒子，索南達杰很清楚單靠畜牧業，草原人沒辦法富裕，一場雪災就足以讓多年的努力付諸東流。

　　他把眼光投向了可可西里，隸屬于索加鄉的無人區，這里有金礦。他成立了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經濟技術開發總公司。

　　索南達杰是個異類干部：當中學老師，敢違抗上命，讓學生把撿來的蟲草賣給商人，而不是政府指定的供銷公司，因為價錢更高；當鄉黨委書記，敢不交稅，因為牧民實在太窮困，因而被戲稱為“索加人民共和國”；作為下級，他敢拍著桌子罵縣委書記然后再若無其事地“道歉”；對于他看上眼的領導，再怎么柔順的話都能說出。

　　扎多現在想，除了礦產，或許是可可西里的氛圍吸引了索南達杰，他實在是個很難融入周遭氛圍的人，他太有個性了。

　　扎多還記得，第一次去可可西里，索書記看的是《工業礦產手冊》，邊看邊說：“你要是沒有知識，就變成野牦牛了。”

　　西部工委成立就是為了開發可可西里，但這個計劃并沒有執行下去，有更重要的事情等著他們去做。

　　索南達杰手里看的書變成了復印的散頁《瀕危動物名錄》，除了盜金者，他們的敵人多了藏羚羊的偷獵者。

　　藏羚羊絨毛編織成的“沙圖什”，是世界上頂級奢侈品。這個美麗的物種開始成為人類貪欲的犧牲品。

　　扎多始終沒能搞明白，索南達杰何以成為一個環保主義者，這個詞在90年代初的青藏高原，顯得特別陌生。他把索南達杰的作為理解成因為對家鄉的責任感而產生的文化自覺：眼看大批藏羚羊被血腥屠殺，索南達杰內心的藏族傳統價值觀得以體現：不殺生、眾生平等。

　　當然，作為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盜礦和偷獵索書記都不能容忍。

　　1994年1月，扎多和索南達杰最后一次走進可可西里。出發前，扎多掃了一眼吉普車的車牌號“青G0519”，他心里暗自嘀咕，真不吉利——我要救。

　　索南達杰罵他：“分明是我要金。”

　　車隊行進不久，遭遇一大伙盜獵者，經過一場槍戰，將敵人全部拿下。槍戰中盜獵者司機被擊中。他把扎多悄悄叫到一邊，叮囑回去匯報要統一口徑：“一定要說是我打的。”

　　扎多心想，你要搶功啊，分明是咱們的向導開槍打的。索南達杰告訴他：向導是老百姓，如果說是他打的，回去會被人報復，咱們是政府的人，回去沒人敢找事。

　　為了照顧傷員，索南達杰臨時決定，讓扎多和司機帶著傷員提前回去，他帶著隊伍押著大隊盜獵者。

　　臨別時，索南達杰把所有的子彈留給扎多，告訴他如何從草地和冰塊上辨認方位，如何尋找北極星，還警告了扎多帶走的有病盜獵者：“如果動了他一根毫毛，我下輩子不做書記了，專門抄你的老窩。”

　　幾經波折，扎多的吉普車爬到了五道梁。

　　而索南達杰，一位難以定義的英雄，最后寡不敵眾，與盜獵者殊死搏斗后犧牲在可可西里無人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怒目圓睜，保持著射擊的姿勢。在零下幾十度嚴寒中，化成了一座冰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