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北方一個山溝里當兵，隔三差五要搞大掃除。要求是地面光，不能有雜草。拔草是很累的，蹲在地下，拿一把小鏟子一根一根地收拾，用不了多長時間就腰酸腿麻手發綠。那時侯你如果說，留下一片綠色賞心悅目，留下滿地的落葉詩意地散步吧，頭兒會拿老大的眼珠子瞪死你。現在的部隊營區都要求園林化了，回想當時的做法真的很傻。 自從進入工業化社會以來，人們用了幾百年的時間，花費了慘重的代價才明白了“生態自然”的重要。一鳥一蟲，一草一木，自有其存在的道理，萬物之間環環相扣，共生共榮，才使自然成其為自然。其實，人類的社會也是一樣的，經濟上無百業千商難稱昌盛，文化上無百花齊放何以繁榮，思想學術上無百家爭鳴則文明不存。我以為，我們不僅應該繼續堅持對大自然的`生態保護，還應該建立一個百川匯海、有容乃大的“生態型政治”環境。 國際著名的麥肯錫公司有一項業務是專門為別的公司做“診斷”。

　　在它各種治病救“人”的招數里，有一個叫做“頭腦風暴”法。就是與會人員圍繞主題七嘴八舌自由發言，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短時間里讓大量的信息集中、碰撞，啟迪新的聯想，激發新的思路。以前看過一個訪美學者介紹說，他在的那家大學每天都有一個午茶“會”，老師、教授隨意會聚，品茶論道，氣氛寬松，給學校萌芽了好多學術成果。以前皇帝上朝，碰到棘手難題也大抵是讓群臣自由發言，甚至挑唆各派爭論，最后皇帝兼收并蓄，擇其善者而獨斷。 舉這三個例子是想說明，對治國的領導來說，要做到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多種多樣的意見必不可少。

　　而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你就得搞出點自己的東西，不然何以安身立命。如果開“頭腦風暴”會，你言必稱希臘；午茶會上，你一味鸚鵡學舌；寫個匯報吧，全是阿諛奉承。這樣的人不是知識分子，是太監。搞科研的，應該在自己的領域里有獨到之處，哪怕窮其一生。做老師的，要有自己的教學方法，搞學術的，要有自己獨特的思想，搞文學的，你得留一部20年后有人看的作品。一個知識分子的價值，不在地位，不在報酬，也不在名氣，關鍵看你有沒有自己的東西。一個知識分子能力有大小，有了自己的東西，你才算沒白叫知識分子。 大家都知道這是不容易的。陳景潤證明1+2，窮其半生；袁隆平發明新稻品種，歷盡艱辛，此其大者，是我所佩服的；每年都有一些國家科學進步獎獲得者，進步也都來之不易，此其中者，也是我所佩服的。網友“數學”老兄發明“理工科思維”，我提出建立“生態型政治”，也算獨樹一幟，雖小而不與人同，足可自傲（笑）。

　　待過得20、30年“垂垂老矣”時，不怕孫子問：爺爺你號稱知識分子，一輩子弄沒弄出點知識來啊？ 得來不易，就應該備加珍惜，不要領導臉色不好就立刻投降繳械，也不要有人批評就收兵回營。學術上可以集思廣益，但不能短了志氣，不能折了腰桿。比如我自創了一套新的拳法，學會后與人比武，屢戰屢敗，以至于頭破血流。但我一定不氣餒，會不斷聽取意見，不斷改進，屢敗屢戰。即使最后證明實在不能臨敵，只可健身，我也不悔——失敗至少可以證明有一條路走不通。從這個意義上說，毒草也是有用的。社會上如果只有一種欽定的花，大家在園藝方面一定都會變成愚人。 在我國以前的時期里，硬氣的知識分子很多，松軟的也不少。稍加壓力，立即革心洗面，主動接受改造，把本來那點自己的東西全都拋棄，好不令人扼腕。松軟的結果，他們再也沒有拿出什么自己的東西了，所以我只能叫他們是“曾經的知識分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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