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離世前曾給我寄絕命信件 后來才知是生死之托

　　鳳凰網(wǎng)文化：1985年11月到1993年10月，這8年，到現(xiàn)在又20年過去了，對這個世界的一個反思是什么?

　　文昕：我是這么想，就是說在這個事件發(fā)生之后，已經過去了20年的時候，在這20年當中，我們需要對世界應該是做一個反思了。顧城和謝燁的悲劇發(fā)生以后，在這個歷史上面和人們的心理引起的震動是非常大的，當時從20年前發(fā)生這個事件的時候開始，人們就開始一直在討論關于顧城和謝燁他們之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眾說紛紜，評價也是很多種。

　　顧城謝燁這件事情已經發(fā)生了有20年了，在這20年當中，人們對此的評價和各種各樣的聲音一直都有，一直都在非常關注這個事件，網(wǎng)絡、網(wǎng)評這些東西都很多，我個人的感覺就是經過了20年，通過20年的反思，我依然覺得這個事件依然像剛剛發(fā)生在我眼前動人心魄，因為這段歷史帶給人的震撼確實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覺得顧謝悲劇到了20年的時候，我可以冷靜下來再看他們，過去的這三個朋友，曾經是我朋友的這三個人，再看他們的時候，我又得出很多不一樣的感受，可能那個時候，或者說我更強化我當時很多很多的感覺，我就覺得這段歷史，很多的事情是不應該發(fā)生的。

　　怎么看待這三個人，我現(xiàn)在想想通過20年的反思，我真的覺得這個事件，我再看他們三個的時候更清楚了，因為當時的顧城是一個特別青春年少，而且特別賦予精神能量的這樣一個人。他演講包括詩歌本身，我都覺得他的東西一直都引起人們這么強烈的關注，包括這么多年以后網(wǎng)上對他的評價依然是潮水般一直洶涌流淌的。每個人對他的關注還是像原來那么熱烈，這個在很多詩人那里沒有過的現(xiàn)象，我也認為是顧城的文化現(xiàn)象，他作為一個詩人，他的詩在發(fā)生了這樣的事件之后，依然還受到世人這樣多的關注，我就覺得這本身是一個文化現(xiàn)象，很特別的一個事情，說明顧城的文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世界，依然像一份完美的文化遺產一樣，依然留給世界上的人們。

　　我覺得他跟很多詩人是不一樣的，很多人的東西很快就凋零了，而顧城的詩到今天還那么被人關注，我覺得這就是顧城的魅力所在。正是因為如此，我就覺得顧城跟別的詩人是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發(fā)生這么一個事件，在這個事件發(fā)生之后，人們還在關注他，還在去反思這個時候事件到底是為什么發(fā)生，而且很多都在說顧城是那么美好的詩人，他自己又是非常地痛恨人性的殘暴，他有一句話就是說男性在成熟之后就會具備一種暴力的傾向，這是他最痛恨的東西，可是他又恰恰走到自己最痛恨那個事情的里面去，我就覺得這是耐人尋味一件事。

　　怎么會造成這些?顧城出事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才能夠把這個時候事情說得更清楚明白一點，因為畢竟我是在大陸這個事件唯一的一個見證人。在島上還有一個人，就是顧城的姐姐顧鄉(xiāng)，她見證了顧城在最后14天里面所發(fā)生的一切，我們兩個人都寫了一個當時的事件的我們各自不同角度去寫了這個事件。我提供的就是顧城他們三個人在大陸上面的一些背景和資料，那么顧鄉(xiāng)就是他們最后的14天所發(fā)生的看似平靜卻非常動人心魄的，波濤暗涌之下悲劇潛在的因素，她把那個東西寫得非常完整。

　　我這邊是把他們三個人在大陸上面，所種下悲劇的種子，把這個歷史背景給他們說清楚了，為什么我會做這件事情，是因為顧城在出事之前是3月份，他回到北京，他和謝燁回到北京見到我的時候，他們跟我有過一個談話。那個談話使我們覺得，因為那個時候我跟顧城已經分開了很長一段時間了，有將近8年的時候，那么這8年的時間里面，我們的一些聯(lián)系都已經中斷了，可是八年之后我們再次見面的時候，這就是他們悲劇發(fā)生之前幾個月的時候見到的。

　　這段時間里面，顧城跟我們那種友誼的東西又重新回到我們當中了。謝燁當時跟我在一封信里面寫過這樣一句話，說文昕，在最后的時刻，我又陶醉在你的情緒里了。就是謝燁依然被我的某種，對他們真正真心的朋友情所感動著。其實那個時候謝燁依然愛著顧城，她依然還像過去一樣迷戀顧城的精神世界，但是由于發(fā)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謝燁那個時候已經沒辦法改變了，她回到她自己的生活里以后依然沒有辦法改變她自己，她已經陷到當時悲劇的情景里了。

　　所以這段時間就覺得，顧城和謝燁的這個事情，已經到了最后最關鍵，就是生與死那個邊緣上了。那個時候我對這事還沒有這么清楚，隨后他們回到德國之后，顧城特別突然，給我寄來四封信，其中有三封信被收錄在《英兒》這本書里，然后他還同時寄來六張照片，這六張照片的背后寫著包括愿你保存我，就是文昕，人沒的時候照片就特別好了，這樣一些絕命的話。這些信件給我一個特別明確的信號，就是顧城可能已經到了生死最后的關頭，我那個時候非常著急，可是我又是身在國內，他們在國外，那個距離是非常遙遠。我們一封信要十天在路上走，這樣我根本沒有辦法去控制這個局面，我非常著急我知道要出大事了。

　　然后這時候我看到顧城給我寫的信和寄來這些照片，我覺得顧城給我一份托付，雖然當時我不具體地知道這是一種什么樣的托付，但是后來我知道了。這是一份生死之托，這就是我為什么當事件發(fā)生之后我站出來，替顧城說明這一切，其實我就是想做一次顧城的辯護律師。我替顧城說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他當時所面臨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況，他所面臨的這兩個，他生命當中視為珍寶的女性是個什么樣的情況，到最后的時候他們所面對是什么樣的一份，人和人之間最本質的那樣非常撼人心魄的一種情感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