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的詩歌在當代被認為是獨具一格的，人稱“唯靈浪漫主義詩人”。

　　顧城獨具一格的詩風與他的哲學思想息息相關，他的詩學就是他的哲學觀對詩歌的觀照。顧城從不就詩論詩，他總是在他的哲學觀之下來談他的詩歌的。西方思想曾深入影響過顧城，但他的哲學觀念主要來自于老莊。顧城努力從世界的起始來看待藝術現象，從徹底的哲學意義上、從廣闊的世界存在的意義上來把握藝術現象。自然之靈是他始終關注的事物。他用這種自然觀談詩歌的發(fā)生，談自己的創(chuàng)作，談中國的古詩。

　　顧城的詩歌在當代被認為是獨具一格的，人稱“唯靈浪漫主義詩人”。顧城獨具一格的詩風與他的哲學思想息息相關，他的詩學就是他的哲學觀對詩歌的觀照。顧城從不就詩論詩，他總是在他的哲學觀之下來談他的詩歌的。西方思想曾深入影響過顧城，但他的哲學觀念主要來自于老莊。顧城努力從世界的起始來看待藝術現象，從徹底的哲學意義上、從廣闊的世界存在的意義上來把握藝術現象。自然之靈是他始終關注的事物。他用這種自然觀談詩歌的發(fā)生，談自己的創(chuàng)作，談中國的古詩。

　　在顧城那里，藝術就是精神，“對于我，藝術和精神同義。精神的形式即藝術，藝術即精神的形式。……如果將藝術和精神分開的話，那我和藝術也就分開了;我是由于精神才偶然地被人稱作在干藝術的”(《藝術之初》)。而他的所謂精神與神明、冥冥、道、自然、呼吸等是同一個對象，簡言之，也就是老子說的“道”。道使得萬物產生和存在，也產生了人的精神。在顧城看來，創(chuàng)造并不是人的行為，而是這種自然之靈通過我們時發(fā)出的光芒：“人是一個導體，在神靈通過時發(fā)出光芒。”這種光芒會有各種表現形式，比如革命、愛情等等，“語言只是其中之一”(《神明留下的痕跡》)。這樣的語言也就不是詩人的語言，而是神明走過時留下的痕跡，顧城稱它“是一種自然的聲音，它到我們人間來，到我們的心里來，變成字，變成一個故事”。而詩人所做的工作只是“抓住精神閃耀時創(chuàng)造的形式”(《藝術之初》)，把它記錄下來。顧城認為，這種記錄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創(chuàng)造了一種跟我們的生命相和諧的東西，使我們想起了遙遠又遙遠的生活，作為鳥兒、作為魚、作為花兒、作為樹，這種不斷不斷變幻的生活”(《等待這個聲音》)。正是這種泛神論意義上的自然觀深深安慰了顧城，它使得作者感到自己的生命與萬物同在，而永遠不會從生命之樹上掉下來。“那個時候，我們并不懼怕死亡，死亡使生命變得安靜，使生命獲得一個休息……”(《等待這個聲音》)對于顧城來講，藝術來自于自然之靈，而又見證了生命回歸到永不消失的自然的懷抱。詩學成為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