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一世紀中葉和十二世紀晚期，在我國歷史長河的燦爛星空中閃耀著兩顆巨星——生活在北宋仁宗時期的范仲淹（989～1052）和南宋孝宗年間的范成大（1126～1193）。這一雙子星座，不僅是范氏族姓中的佼佼者，宋代歷史人物中的出類拔萃者；也是中華民族古往今來歷史長廊中的杰出人物，是兩位值得人們永遠懷念和尊敬的歷史人物。

　　姑蘇，是鑲嵌在中國大地上的一顆明珠，物華天寶，人杰地靈；浩瀚的太湖，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蘇州自宋代以來，就享有“人間天堂”的美譽。范仲淹和范成大是姑蘇人引以為自豪的兩位歷史巨人。范成大的《吳郡志》更是記載了姑蘇的輝煌歷史。

　　考察兩范生活、從政、治學的人生軌跡，發現他們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如均為蘇州人，皆選擇風光秀麗的天平山為祖塋，按“堪輿家”的預言，這是塊風水寶地。同樣的出身孤貧，早歲喪父，備嘗人間艱辛而刻苦力學，發奮圖強，青少年時期打下十分扎實的學問根基。同樣的歷宦州郡，出為邊帥，顯示了卓越的政治、軍事、外交才華；同樣官至參知政事，未能拜相；同樣因身體羸弱，力不從心而早萌退意。同樣熱愛祖國山水風光，有著廣泛的交游和興趣，均有文學天賦和創作才華。甚至同樣以書法及豐富的生活情趣而擅名。

　　當然他們也有不少不同之處：如范仲淹作為開一代士風的領袖人物，更具政治家的風范和襟懷。作為宋學的開山，不失為思想文化界的領軍人物。在戰爭年代出臨邊塞的范仲淹更具軍事才華和雄才大略，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和實踐及其善于識別拔擢人才，是其人生的光輝亮點之一。而范成大，由于其博聞強記的天賦和到過更多地區的豐富閱歷，使其成為百科全書型的淵博學者；作為南宋杰出的外交使節，是為數不多的臨危不懼、智勇雙全的不辱使命的外交家。范成大享有“南宋四大家”之一的盛譽，其田園詩更贏得后人的讚賞，是杰出的文學家。鮮為人知的是：范成大還是我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社會學家和民俗學家、地理學家，他對各地的人文風俗有著深切的瞭解和淵博的知識。令人遺憾的是：一百三十六卷的《范石湖大全集》的久佚失傳（僅其中詩賦集34卷及雜著6卷存世），不僅影響了我們對范成大其人的全面認識和正確評價，甚至導致了一些不公正的誤解。四庫館臣未能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石湖大全集》實在是一大憾事。如果概括兩范間的同與不同，是否可依主次給出五頂現代“桂冠”予以定位：范仲淹是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軍事家、文學家；而范成大則是學者、文學家、外交家、地理學家、人類社會學家。

　　生活在二十一世紀初的筆者，覺得有必要對這兩位歷史巨人進行一番比較研究。過去，在歷史人物的研究中，我們很長時間在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這樣的概念上爭論不休。以筆者的愚見，歷史人物研究離不開四大要素，即人、事、地、時。人，即研究其人際交往，事即其從政、治學的生活經歷，地，即其生活的人文環境，時，為當時的時代背景。我們研究歷史人物要充分把握這四大要素，網羅有關的全部資料，進行科學的分析，注重將歷史人物置于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考察。最合適的研究方式莫過于編寫年譜，時經事緯，可以充分展示人物的時代風貌；而其心路歷程，則有賴于評傳式的理性分析來揭示。

　　近二十年來，筆者治學的興趣和焦點之一即對兩位范姓鄉前賢的研究。如果說，對范仲淹的相關資料搜集較完備而以拙撰《范仲淹評傳》的刊行及拙編《范仲淹年譜長編》的編定（待刊）為標志，對仲淹的研究可暫告一段落的話；對范成大的研究則剛方興未艾。儘管筆者已從四部典籍、佛道兩藏、出土資料及法帖石刻中搜集到范成大的佚文近百篇，也寫過幾篇關于范成大的論文，但對這位百科全書式學者的認識還是很膚淺的。頗想以這種“比較研究”為契機，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寫出一部《范成大評傳》來，為筆者的宋代鄉邦人物研究劃上比較圓滿的句號。今擬先對“兩范”的生平事略及其學術、思想、著作等作一概略的敍述，由于拙撰《范仲淹評傳》已刊行，這種略述于范成大則稍詳，著重點仍在注重構成比較研究基礎的基本史料。

　　一．范仲淹生平及其思想概論

　　（一）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元989年10月1日）誕生在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其父范墉時為北道重鎮成德軍節度掌書記。次年，范墉即因病與世長辭，終官武寧軍（徐州）節度掌書記。墉兩娶，生有五子，其三早卒，惟范仲溫（985～1050）和仲淹幸存，仲淹即為范墉繼娶謝氏所生[１]。范墉去世后，年僅六歲的仲溫育于蘇州族人。稍后，謝氏則帶著仲淹改嫁長山朱文翰，改名朱說，渡過了備嘗艱辛的青少年時代。朱文翰曾任安鄉知縣，范仲淹隨繼父生母在洞庭湖畔接受了啟蒙教育，留下“書臺夜雨”的佳話；后又來到朱文翰的故鄉淄州長山，攻苦食淡，勵志苦讀于長白山醴泉寺等地，繼父朱文翰終官長山縣令。對于繼父的“既加養育，複勤訓導”，仲淹始終懷著“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的感激心理，即使在其顯貴后仍念念不忘，請以“所授功臣階勳恩命回贈繼父一官”[２]，還悉心關注其喪葬事宜。對朱氏子侄的奏請異姓恩澤，解決求學及生活困難等問題，也關懷備至，視同范氏子弟，體現了一代名臣的風范。

　　范仲淹二十歲時，曾遠游陜西，結識名士王鎬，一起嘯傲于雩、杜之間，撫琴論《易》，極盡其歡，晚年仍滿懷深情地追念這位舊友。約略稍前，范仲淹還與王洙有布素之游，奠定了終生不渝的友情。這種出行和交游，開擴了青年范仲淹的視野。

　　大中祥符（1008～1016）年間，范仲淹在著名的宋代四大書院之一——應天書院求學，數年的刻苦力學生涯使他“大通六經之旨” [３]。青年范仲淹雖“出處窮困”，“布素寒姿”，但卻矢志不渝，勤奮學習，自覺磨練意志，確立了其卓犖不群的理想人格，“憂思深遠”的憂患意識和“憂國憂民”[４]的遠大抱負。如果說，“不為良相則為良醫”[５]是范仲淹的初衷，那末在南都學舍他已有了“慨然有志于天下”[６]的人生信念。

　　大中祥符八年（1015）的進士及第，是范仲淹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是科江西人蕭貫貢試第一，但鄙薄南人的寇淮，硬是說服真宗，讓蔡齊狀元及第，這和他堅持不讓王欽若拜相一樣，體現了他人才觀念上狹隘的地域觀念，范仲淹卻對這位名相的剛毅果敢，勇于決斷，推崇備至。

　　仲淹釋褐初仕廣德軍司理參軍，首先奉母侍養。他治獄廉平，清正自守，常與知軍大異其趣而挺然不從。剛正不阿，卓然而立的操守已始見于筮仕之初。天喜元年（1017），范擢文林郎、權集慶軍（亳州）節度推官，時知州為上官佖，通判楊日嚴，十分倚重這位才華橫溢的年青幕僚。次年，三十歲的范仲淹有燕趙之行，留下了豪情滿懷的《河朔吟》，抒發了他收復燕云失地的壯志雄心。他還奉母命歸宗復姓，上表陳請時有一聯四六名句，化用范蠡、范睢故事，用事精切，顯示了他的文學才華和文字功力。

　　天喜五年（1021），仲淹調官監西溪鹽倉。這位僻居海隅的監當官，頗有懷才不遇，壯志難酬之感，不避自薦之嫌上書時為執政的張知白，向他傾吐心聲：“卑棲曾未托椅梧，敢議雄心萬里途。”[７]八百馀年后，民族英雄林則徐也直抒胸臆：“位卑未敢忘憂國”，實出同一機抒。范仲淹同年摯友滕宗諒，時官泰州從事，兩人志趣相投，時相過從，唱酬無已，他們在東海之濱結下情逾骨肉的金石之交。他和富弼，也在海陵結下終身不渝的忘年交，當時，富弼侍父而來讀書于此（弼父富言監泰州酒稅）。

　　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創議重修捍海堰，與滕宗諒一起主持這項工程，因氣候條件惡劣，遭遇挫折。但仲淹不為所動向朝廷力陳，得到淮南漕使胡令儀、發運副使張綸的支持，在胡、張的主持下，于四年秋重新開工，歷時三年，這條橫跨通、泰、楚三州，長達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堰終于完成。雖然仲淹因守母喪離開了泰州，但當地人民仍將其命名為“范公堤”。三州均立有范公生祠，楊阜《畫像讚》云：“我思范公，水遠堤長” 。“青衫下僚”的“名世高節”，是永遠留在當地人民心中的豐碑，范公堤在近千年的“捍患御災”[８]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遺址迄今猶存。范仲淹寫有《堰記》，總結他第一次治水的實踐經驗，可惜這部水利名著早已散佚。

　　天圣五年（1027）正月，晏殊罷執政為南京留守，辟守喪居此的范仲淹掌應天府學教席。次年，還薦仲淹應學士院試，除秘閣校理，范的仕宦生涯實現了一次重要轉折。從此，他對小自己二歲的晏殊終身師事之，體現了其尊師重道的可貴品格。范仲淹在執掌府學的教學實踐中初步形成了其教育思想和人才觀。在南都守喪期間，范仲淹向宰相上萬言書，提出了他最初的改*新思維， 不僅成為慶曆新政的藍圖， 也啟示了王安石的熙豐變法。 蘇軾高度評價了這一“天下傳誦”的萬言書，稱“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９]首相王曾對這通萬言書極為讚賞，暗示晏殊薦范召試館職。在宋仁宗時期，人才的脫穎而出，時賢先達的薦拔賞識，大力提攜，也是重要原因。范仲淹對此深有體會，在他躋身名流后，比他的前輩做得更多、更好。在人才的破格選任方面，由于范仲淹不遺馀力的倡導和垂范，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仁、英、神、哲四朝如云蒸霞蔚般燦若群星的可喜局面出現，這是趙宋王朝能在內憂外患中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

　　天圣七年（1029），范仲淹力諫皇太后不可在殿廷接受仁宗行拜賀之禮，認為這樣有損“君體主威”；又建議劉太后還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但春意正濃的皇太后切于權勢，疏入不報。仲淹遂自請補外，通判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濟）。

　　天圣九年三月，仲淹遷太常博士、徒陳州（治今河南淮陽）通判。知州楊日嚴乃亳州時頂頭上司，繼任知州胡則，也與仲淹結成忘年再世之交。人在宛丘的范仲淹仍時時關注著朝廷的政治態勢、人事變化動向。

　　明道二年（1033）三月，劉太后撒手人環西歸，仁宗親政，朝政一新。原先上疏忤劉太后的官員相繼得到提拔重用。四月，范仲淹被召回，除右司諫。宋代的臺諫官許風聞言事，即可據傳聞上疏提出自己的意見，即使失實，也不加罪。這是歷代封建王朝望塵莫及的最大限度的言論自由和批評朝政權力。目的在于 “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 蘇軾對這種“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１０]的趙宋祖宗家法最為讚賞， 儘管他自己曾蒙受過“烏臺詩案”的牢獄之災。

　　仲淹直言極諫，恪盡言責。在太后稱制時，勸劉后盡母道；在仁宗親政后，則勸帝盡子道，調和二宮，煞費苦心。仲淹還受命安撫江淮災傷，所至措置得宜，如奏蠲舒、廬州等地折役茶、贍軍茶、江東丁口鹽錢，主張鹽法通商等，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當地人民的負擔。 是年歲末，在宰相呂夷簡的支持下，仁宗廢黜郭皇后。臺諫在孔道輔和范仲淹的率領下，群起力爭，被責問得張口結舌、理屈詞窮的呂夷簡玩弄陰謀手法，請臺諫次日上朝力陳；仁宗連夜下達詔旨，分貶臺諫領袖孔、范出知泰州、睦州，天明即押出國門。臺諫官員相繼上疏救援、力爭，皆不報。在皇權和相權的聯合壓制下，顯然，臺諫只能屈居下風。

　　景右元年（1034），仲淹出守睦州。在春意綿綿，風景如畫的新安江畔，身心疲憊的范仲淹，憑弔嚴子陵釣臺，主持重修了嚴光祠堂，精神境界有了新的升華。他倡導貪廉懦立的名教思想，“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１１]，成為激勵人們道德品質修養的千古名言。桐廬郡小政閑，公務之馀，范仲淹與幕僚一起登臨游賞，交相唱酬，飽享暢游山水之樂。就在仲淹陶醉在江城賞心悅目的詩情畫意之中時，同年八月，一道詔令將他調知鄉郡蘇州。

　　當時蘇州正發大水，宋代任官有避鄉貫、親嫌的規定，不知是否他主修“范公堤”的成功實踐促成了這次調動？范仲淹行裝未卸，就赴常熟、昆山實地考察災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引太湖之水注入東海的治水方略，成為蘇州地區北宋迄今屢見成效的一種治水主導性思路。回到蘇州城內，又全力以赴賑濟救助嗷嗷待哺的十萬災民。仲淹記事以來第一次回故鄉，僅及憑弔吳縣天平山的祖塋，察看姑蘇城內的祖居，命名其宅西齋為歲寒堂，堂前之松為君子樹，樹旁之閣為松風閣，各賦詩一首，寓意深矣。

　　景右二年（1035）三月，仲淹被擢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躋身侍從，有了更能發揮其才華和更多干預時政的機遇。八月，仲淹以判國子監召回后，言事益切。老謀深算、城府很深的呂夷簡奏請任命范權知開封府，想以煩忙的日常事務困擾之，再相機尋其治政失誤而罷黜之。但范精于吏治，治績無懈可擊，京都肅然。

　　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呂夷簡擅權市恩。向仁宗上百官圖，指出進退官員的大權應由皇帝親自掌握。又上《帝王好尚》等四論，仲淹不過是從維護趙宋祖宗家法的立場出發，主張強化皇權，侵削相權而已。切中要害的疏論激怒了權勢欲極重的呂夷簡，他反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１２]寵信呂相的仁宗詔令范仲淹落職出知饒州，這是范仲淹第三次因言事而遭貶黜。阿附權相的侍御史韓瀆還奏請以仲淹朋堂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當時范仲淹以其剛正不阿的人格魅力已在士林享有重望，館職余靖、尹洙上疏論救，相繼被貶外；歐陽修致書右司諫高若訥，斥其迎合時相不論救仲淹為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被貶知夷陵。蔡襄憤而作“四賢一不肖”詩記其事，士論榮之，傳誦中外，洛陽紙貴。這場風波史稱“景右黨爭”，上述諸人后來均成為宋代名臣，范仲淹士林領袖地位逐漸形成。仲淹被貶出京，依例交游官員當祖餞都門，但迫于時相的淫威，前來送行的只有李紘和王質。

　　三出專城，屢遭貶黜的范仲淹，雖鬢白如絲猶素心未改，“許國忘家”[１３]乃其立朝準則、處世信條。仲淹每守一州，把興利除弊作為行政首要目標。在饒州，奏免鳥嘴茶充貢和奏免德興銀冶場的貢課，成為他新的德政。南宋初，狀元及第的王十朋在州治創思賢堂，州學建敬愛堂，立顏（真卿）范廟，以紀念這位前賢。

　　景右四年（1037）十二月，因葉清臣疏請，詔移仲淹潤州（治今江蘇鎮江），次年到任。寶元二年（1039）三月，又徒知東南重鎮越州（治今浙江紹興）。在潤，仲淹嘗籌畫建州學，重建清風橋，后被改名“范公橋”；在越，則以德化治，后人建有賢牧亭以祠。他還留下了《清白堂記》，力邀李覯來越州州學執教，興學已成為他關注的焦點。

　　康定元年（1040），西夏戰事驟起，宋軍大敗于三川口，朝野震驚。仲淹臨危受命，先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旋擢刑部員外郎、陜西都漕，又遷龍直學士、陜西經略安撫副使，膺寄方面。八月，再遷戶部郎中，自請代張存知延州（治今陜西延安）。在延州實行將兵法，採取積極防御、尋機小規模出擊戰略，初步穩固鄜延防綫。授狄青《左傳》，勉以折節讀書，遂成一代名將；又對志在投筆從戎的張載，勸以治《中庸》，張后成關學開山，理學巨擘。仲淹的慧眼識人，于此可見一斑。

　　慶曆元年（1041），韓琦對西夏採取攻策，仲淹不為所動，結果宋軍大敗于好水川。仲淹也因私與元昊通書，獨犯“人臣無外交”天條而被降官戶部員外郎，貶知耀州；韓琦則因敗軍之罪貶知秦州（治今甘肅天水）。十月，分陜西為秦鳳、涇原、鄜延、環慶四路，由韓琦、王沿、仲淹、龐籍分任四路帥臣。仲淹奏上攻守二議，初步形成其獨具卓見的加強西北防務、抗擊西夏的軍事思想。

　　慶曆二年（1042），范上疏再論攻守之策，主張增筑堡塞，行堅壁清野之計，在擴軍備戰的同時，實施招納懷撫之策。三月進筑大順城，成為楔入雙方必爭地界的堡壘，進可攻，退可守。范有詩記其事，張載有《記》頌其功。仲淹又主張營水洛城，堅辭邠州觀察使之職，不愿以文階易武階，這是當時儒臣的普遍心態。閏九月，由于主將葛懷敏“猾懦不知兵” [１４]，輕率冒進，再敗于定川砦。仲淹及時從慶州出兵馳援，方穩住陣腳，迫使西夏退兵。十一月，詔命復置四路都部署，以范、韓、龐籍分領之，系銜并帶四路招討使。仲淹上表自請，愿與韓琦共同駐蹕涇州，與延州龐籍成犄角之勢，又奏請文彥博知秦州、滕宗諒知慶州，并兼兩路帥臣。經過反復探索，在范、韓主持下，宋陜西四路立體縱深攻防體系始構筑完成，宋夏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宋夏和議，仍以延州為管道，正式啟動。范仲淹穩妥的積極防御戰略初見成效。

　　慶曆三年（1043）四月，范、韓因西綫戰功而擢拜樞密副使，八月，又除范仲淹參知政事，九月開天章閣，詔命近臣條對時政，仲淹應詔上《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措施。標志著慶曆新政之始，且除修武備一項外，其馀九項措施均以詔令形式劃一頒行，在行之二年的新政期間，尚有溢出十事疏的內容。新政包括澄清吏治、培育人才、富民強兵、強化法制等四個方面內容。

　　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法制等各個領域，是順應歷史潮流，頗有一定深廣度和社會效應的一次改革運動，旨在調整封建國家決策體制及運行機制的改革。其中，如“磨勘新制”是對兩宋陳陳相因的的磨勘舊法唯一一次革故鼎新的強力衝擊；厚農桑也確實對興水利、課農桑、辟田疇、增戶口產生了積極影響。最為功德無量的是詔州學立學和改革貢舉考試制度，這不僅促進了文風和社會風氣的深刻轉變，也造就了大量人才的脫穎而出和文化學術事業等精神文明的高度繁榮昌盛。在中國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是有劃時代意義的創舉，對中國歷史進程的發展產生了積極而彌久的影響。慶曆新政為熙豐變法及此后的歷次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由于仁宗皇帝的始從終棄，執政大臣的首鼠兩端，守舊勢力的頑固強大，祖宗家法的掣肘限制，導致了慶曆新政的功敗垂成。但這是中國封建時代有著深遠歷史意義的一次全面政治改革，是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遠大抱負的一次可貴實踐，其功績永垂史冊。慶曆四年八月至五年元月，仲淹被命宣撫河東、陜西，在秋冬季節，先后行經今山西及陜西的一些地區，在宋代為交通未便、備極艱辛的極邊地區。就在仲淹黽勉王室，艱難跋涉之際，王拱辰等策劃了“奏邸之獄”，將蘇舜欽等改革派新進英銳“一網打盡”，矛頭直指時相杜衍和參知政事范仲淹，范自請罷執政，求知邠州，得到批淮。慶曆五年十一月，又詔罷仲淹兼任四路帥臣，以給事中改知鄧州。

　　慶曆六年（1146）起，范仲淹在鄧州渡過了三年一生中難得的愜意時光。解除了機政和邊防重任的范仲淹，在鄧州這一風光秀美的重鎮，在“幕中文雅盡嘉賓”[１５]和諸子隨侍的親情中優閑度過了鄧州之任。在這里，他的曹氏新夫人還生下了季子純粹，后來成為蘇軾的徐州僚友，他請蘇軾寫下了《范文正公文集序》。仲淹在鄧州，營造百花洲、重修覽秀亭，既是對前任、同年謝絳的憶念，又把這風景如畫的園囿辟為公園而與民同樂。仲淹在鄧州迎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創作高潮，其杰作《岳陽樓記》及許多詩文均寫于鄧州。他還興致勃勃參加了祠風師、賀瑞雪等民俗活動，祈求農業豐收，百姓安居樂業。每到一地，他總把民眾的疾苦安危放在首位。所以當他任滿時，鄧民遮道，仲淹也頗愿留任，遂得再任。范仲淹身后，鄧人在州治建“景范樓”，在百花洲建范公祠，紀念這位名臣在鄧州留下的政績與遺澤。

　　皇右元年（1049），范仲淹移守東南重鎮杭州。在赴任途中，他最后一次在鄉郡姑蘇逗留，決定創辦范氏義莊。作為元老重臣，這年七月，又擢官禮部侍郎。儘管他未能如唐宋賢守白居易、蘇東坡那樣在美麗的西子湖畔留下令人讚歎的白堤、蘇堤，但他首創的救荒模式，卻在中國經濟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皇右二年，兩浙路爆發大饑饉，杭州災情尤重。仲淹一改開倉濟民，賑濟流亡的常規辦法，而是縱民出游競渡，力倡公私興工造作，獨創以工代賑，募民興利的救災新模式。另外，他又抬高糧價，廣泛吸納糧食涌向杭城，導致糧價大幅回落和人心穩定。這種擴大消費，刺激生產，增加就業機會，興辦公共設施和工程項目，組織災民自救；與運用價值規律調節糧價雙管齊下的高明措施，保證了杭州“民不流徒”[１６]，安然度荒。皇右三年，范仲淹移知青州，與富弼交政后，又逢河朔饑荒，范又成功地將這種管子發明的輕重之術發揮到極至，一舉三得，既平抑糧價，又免支移之苦，還幫助州民渡過青黃不接的艱難時光。這充分體現了范仲淹的過人膽識和行政智慧。可惜，皇右四年五月二十日（公元1052年6月20日），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移守潁州的途中病逝于徐州。范仲淹“智謀過人遠甚”，“文武兼備” [１７]，無論在朝主政，出帥方面，均系國之安危，時之重望于一身；即使在擔任地方官的時候，也是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作為宋學開山、士林領袖，他又開風氣之先，文章論議，必本儒宗仁義；以其人格魅力言傳身教，一生孜孜于教育事業，悉心培養和薦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園未立”[１８]，居無定所，臨終又《遺表》一言不及私事。他不凡而短促的人生，譜寫了“先憂后樂”的時代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