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梁啟超指出：“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于言正統者也”〔1 〕后，述中國傳統史學者，皆以為正統不足論。其實，作為傳統史學中的一種深層的歷史觀念，正統觀一直影響著史家的史學思想以及史著的內容與形式，決非不足論之事。本文對傳統史學中具有典型性的歐陽修的正統觀做一探討，以期加深對歐陽修史學思想的理解，同時也期望通過這一探討，加深對傳統史學中一些問題的理解。

　（一）

　　梁啟超說：“正統之辨，昉于晉而盛于宋”，〔2〕所言極是，宋代史學領域論正統成為一時風尚，很多學者都對正統問題進行了闡釋，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其中尤以歐陽修的正統論影響最深。從史學思想的角度看，歐陽修第一次從理論上對前代正統問題進行了批判總結，從新的角度，開辟了正統理論的新天地，并使之由政治神話變成了史學問題，創導了將正統融入史學的先河，而且提出了自己的歷史價值標準，對后世產生了很大影響。

　　歐陽修的正統觀是以北宋“《春秋》學”尊王大一統觀念作為理論依據的，從這一觀念出發，歐陽修批判了討論正統問題時出現的“昧者之論”與“自私之論”。

　　所謂“昧者之論”，是指用五德終始作為理論基礎的帶有神秘主義和天命觀的正統論。這種理論自秦漢以后成為人們解說王朝更迭、歷史變遷的重要理論依據，一直到北宋年間，這種觀點仍相當流行。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宋太祖建隆二年，朝廷便認定“國家受周＠①，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太宗雍熙元年四月，有人上書言“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為金德”；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張君房上疏亦云“唐土德，五運相承，國家當承唐室正統，用金德王”；天禧四年五月，謝絳又上言以宋宜用土德。諸人所議雖異，但都不出五運之說。這種觀念在史學領域里表現也很明顯。宋真宗時修“冊府元龜”，其中的正統思想就是以五運之說立論的，它說：“昔洛出書九章，圣人則之，以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氣。”〔3〕用“歷數”、“征應”、“行次”、“天統”等概念解釋歷代王朝的更迭，完全脫離了歷史實際，認為“創業受命之主，必推本乎歷數，參考乎征應，稽其行次，上承天統”。〔4 〕《冊府元龜》用這種神秘迷信的正統觀念來總結歷史上的治亂興衰，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歐陽修的至交、并曾參與《新五代史》編撰的尹洙，也根據五德學說，提出“天地有常位，運歷有常數，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5〕認為歷史的發展、 王朝的更迭是遵循“常數”的，并由此構成了有“主”有“奉”的社會等級秩序。張方平也從五運的角度解釋歷史的發展，他說：“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圖，改正易號，定制度于大一統，推歷數以敘五運，所以應天休命與民。”〔6〕由此可見， 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史學領域，北宋中前期一大批士大夫都是信奉五運終始的正統理論的。對此，歐陽修進行了無情批判，“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謬妄之說也。”〔7〕以五德學說作為理論依據的正統論者，均“溺于非圣之學”。〔8〕秦在中國歷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人們既不據其功業，也不據其道德，只依據三統五運就把它黜為閏位，漢朝本是“以至公大義而起”，五運論者不究其道德功業，只是認為“以火德當天統”，甚而至于“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在歐陽修看來，這些都是“昧者之言”，〔9 〕是不足以說明王朝治亂興衰、歷史發展變化的。歐陽修在此批判了神學迷信的正統觀，破除了作為王朝更迭之政治神話的基礎，不能不說是正統論在史學上的一大進步。此后討論正統，已很少有人再用五運之說立論。

　　所謂“自私之論”，指史家在作史時為本朝爭正統，偏私本朝。如撰寫南北朝史，“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后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后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授之后魏”，更為嚴重的是，“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10〕歐陽修認為這些都是“挾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學”。〔11〕對于這種在做史時不顧事實，任意樹立正統，而無是非予奪之標準的做法，歐陽修十分鄙棄。

（二）

　　通過對歷史上及現實中正統問題的反思批判，歐陽修提出了自己系統的正統理論。他從北宋“《春秋》學”尊王大一統角度提出對正統的理解，“臣愚因以謂正統，王者所以一民而臨天下”，〔12〕“《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3〕根據“居正”與“一統”，歐陽修指出歷史上的正統王朝有三類：第一類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堯、舜、夏、商、周、秦、漢、唐屬此類；第二類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東周屬此類；第三類是“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西晉、隋屬此類。〔14〕在這里，歐陽修提出了“正”與“一”兩個歷史價值標準，所謂“正”，是指道德而言，也即封建的禮分：所謂“一”，是指功業而言，也即王朝的業績。歐陽修反對純粹用道德因素區分歷史的做法，把現實功業放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提出在論述王朝地位時要“較其德與跡”，〔15〕也即確立道德、功業并重的歷史評價標準。在他看來，三代相傳，“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沒什么可說的。但“自秦以來，興者以力”，這就需要認真考慮王朝的功業了，“直較其跡之逆順，功之成敗”。〔16〕在這里，歐陽修不囿于對歷史作道德善惡兩極判斷的成見，能從王朝統治的實際情況出發，反對脫離歷史事實的空虛的道德標準，將封建的倫理道德與部分的歷史事實融合起來，為傳統的價值觀念注入了功業因素，并使正統問題直接與歷史問題相聯系，這不能不說是歐陽修史學思想的巨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