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規(guī)》是時代的產物，它值得這樣提倡嗎?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如何對待《弟子規(guī)》呢?

　　《弟子規(guī)》原名《訓蒙文》，清康熙末年絳州(今山西新絳)儒生李毓秀(子潛)編。三百多年來，在國內廣泛流傳，是我國古代著名的蒙書之一。此書固然有許多可取之處，但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今人應該怎樣對待，略抒淺見于后：

　　一、時代的產物

　　公元1644年，吳三桂叛明，清軍入關“定鼎燕京”后，建立了清王朝。新統(tǒng)治者在一些漢族大臣的扶持下，逐漸認識到思想統(tǒng)治的重要性。入關不久，便制定并實行了“表章經學、尊重儒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親自到孔子家鄉(xiāng)曲阜祭孔，手題“萬世師表”，刻石立于孔廟，進一步確定了尊孔崇儒的大政方針。

　　明末清初的中國社會，一方面是封建制度日漸衰落，一方面是資本主義萌芽開始產生，作為國內主要意識形態(tài)的儒學自然也有兩種不同表現(xiàn)。一方面是程朱理學、王守仁的心學，在宋、明官方承認下，主張“存天理，滅人欲”，宣揚“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代表的封建制度是永遠不變的“天理”，一切反封建的意識、行為都是“人欲”。另一方面是一些具有早期民主思想的思想家的進步主張。如王夫之認為“終不離人而有天，終不離欲而有理”。顧炎武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黃宗羲提出授田養(yǎng)民、工商政本等改革措施。面對著同是儒家學派，卻有兩種不同理論和主張的現(xiàn)實，清統(tǒng)治者兩者相較，認為前者對鞏固封建統(tǒng)治有利，于是康熙帝極力推崇程朱理學，他認為“惟有朱子之學，駕乎諸家之上”。又大封朱熹后人，修朱熹墳墓，令李光地修《朱子大全》，還破例地把朱熹請進孔廟大成殿。封建皇帝、封建朝廷既然明確了這一主導思想，封建文人自然依此作起了文章。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和”，儒家的特點是穩(wěn)定、協(xié)調。在社會大動蕩、大變節(jié)的春秋末年，天下不和，孔子不得志。到了漢代，大一統(tǒng)的封建國家建立，儒學便定于一尊。兩千年來，新王朝一建立，孔子照例受尊敬，王朝之末社會一亂，孔子思想便受冷落。到了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統(tǒng)治者為保統(tǒng)治，自然要百姓老老實實。當年孔子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話已說的很清楚，作為封建社會后期，幾經改造后的儒學——理學，要求人人循規(guī)蹈矩，不許犯上作亂。男子忠君尊上，女子“三從四德”。清軍入關后新統(tǒng)治者面對不服從的百姓們“嘉定三屠”、“血洗江陰”武力壓服后，又推行“薙發(fā)令”、“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用種種高壓手段要百姓訓服，當然還要在意識形態(tài)上做文章，以造就大量順民，康熙末年出現(xiàn)的《弟子規(guī)》便應時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