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了一對林木工人夫婦一生經歷的故事。故事以“我”為敘述者，“我”變賣家產與屠夫霍大眼換來了一壇豬油，帶著三個孩子一同去城里找丈夫。這壇豬油讓“我”與丈夫老潘再添一子(蘇生，小名螞蟻)，而老潘的同事崔大林也依靠一枚祖傳的綠寶石金戒指喜報媳婦兒程英歸來，但一次意外讓遺失了戒指的程英不幸墜河身亡......”下面是文學網小編Lynn整理的唐代詩人相關內容資料。(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文學網)

　　【賞析】

　　小說創作帶給了遲子建認識這個文學新時期的機會，而《一壇豬油》便是在其執筆創作小說的第二十五個年頭所作。小說講了一對林木工人夫婦一生經歷的故事。故事以“我”為敘述者，“我”變賣家產與屠夫霍大眼換來了一壇豬油，帶著三個孩子一同去城里找丈夫。這壇豬油讓“我”與丈夫老潘再添一子(蘇生，小名螞蟻)，而老潘的同事崔大林也依靠一枚祖傳的綠寶石金戒指喜報媳婦兒程英歸來，但一次意外讓遺失了戒指的程英不幸墜河身亡。后來，螞蟻打漁歸來，在一魚腹中發現了戒指，但崔大林執意不收。在老潘去世后，飽受良心譴責的崔大林說出了真相：戒指本該是屬于“我”的，它被埋在那壇豬油里面，只是崔大林一時貪心拿走了。而關于這個戒指的來歷，又牽引出一段豬油主人霍大眼對“我”的感情。

　　貫穿全文，“一壇豬油”成了行文的線索，而豬油里的綠寶石金戒也成了指向愛情的風向標。在綠寶石金戒下，讀者可以看到程英對崔大林的用情、霍大眼對“我”的企圖、客棧老板對壇子的專一等等。但換個角度看，不難發現它是一面反映人性本質的鏡子，是黑是白，一清二楚。同時毋庸置疑，《一壇豬油》里除了人性，還有愛情和婚姻，這些都是作者向欣賞者娓娓道來的資本。但顯然并非所有婚姻都是愛情的歸宿，所以請允許筆者以“愛情”之名對小說中的人性作一番淺析。

　　對“愛情”二字最簡單的解釋是男女相愛的感情(出自《現代漢語詞典》)。那么，男女雙方因何結合，即因何相愛便成了其中的關鍵，也成了“從愛情看人性”這一主題的插入點。自古便有孟荀兩大儒學主張者關于人性不同的看法，分別為“性善論”及“性惡論”，但這兩點是相對于本性而言的。換而言之，隨著人的成長，人性本身會因后天影響而摻雜善惡兩面。所以，在這種解讀下，從愛情看人性就化為了人性善惡對愛情的影響。

　　第一，善主導下的人性鞏固愛情。

　　“我” 與老潘是一對由愛情走向婚姻的患難夫妻，平平淡淡過了一輩子，沒有轟烈的海誓山盟，但彼此間的忠誠與信任卻成了人間純樸溫情的寫照，也成為了該著作的亮點。小說開頭提到：“我當時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那年初夏的一個日子，我在河源老家正喂豬呢，鄉郵遞員送來一封信，是俺男人老潘寫來的，說是組織上給了筆安家費，林業工人可以帶家屬了。他讓我把家里的東西處理一下，帶著孩子投奔他去。”結合后文可知，老潘在城里當上了所長，不忘在鄉下的妻兒，便通信讓他們過來一起生活。放在現在看，林工所長算不上是什么大官，但是難能可貴的是一個丈夫對妻子有這種自覺的責任感，一種對愛情、對婚姻的忠誠。一九五六年，在當時那么一個法制不完善的社會，雖然婚姻法剛頒布不久，可實際上對維護女方維權并無太過有力的效用。老潘可以像成龍所言犯下一般男人都會犯的錯，在逍遙快活之后拋棄糟糠之妻，理直氣壯地為自己找借口開脫。顯然，老潘并無選擇如此下作的辦法，而是把妻兒接過來一同生活，共苦樂。“我”生螞蟻的時候，因為當地的醫療條件不夠，必須得出山，但如此一來時間就來不及了。事到如此，唯有過界到蘇聯生產。“老潘是個黨員，又是經營所的領導，按理說不管我和孩子是死是活，該把我往開庫康送，免生麻煩。但老潘就是老潘，他一點兒也沒猶豫，立馬吩咐人套馬爬犁，準備擔架，領上崔大林，把我用兩床棉被包裹上，去了蘇聯。”可見，老潘對“我”或者說“我”和老潘之間的愛情已經是超乎了物質、財權。對于愛情，他們以婚姻來駐守，把心理和生理本身對愛的共同需要(一種人性的本能)濃縮于其中。同樣，“我”對老潘的感情已經超乎了兒女之情，可謂是跨越一生的相守。無論是從開始的林工到輝煌的所長，再到后來文革期間的“蘇聯特務”， “我”與他始終都不離不棄，相濡以沫。這就是善主導下的人性對愛情的鞏固，對愛情的忠誠與信任足以掩蓋過分私欲帶來的破壞，因為他們的相互信任、相互理解中都隱含著一個前提，即共同的原則和目標。這個目標可能是親情、金錢、健康，抑或是家庭，但無論是什么，最終都能使男女雙方更加緊密地結合，加固已成形的愛情——他們的婚姻。

　　第二，惡主導下的人性搗毀愛情。

　　說到這一點，崔大林程英兩口子的“愛情”無疑最能凸顯性惡的弊端。崔大林因為一時貪念起，盜取了豬油里那枚本屬于“我”的綠寶石金戒，并以此作為求偶的資本，娶得程英歸來。程英也看中了這枚戒指，為此放棄另外一名前程較好的技術工作人員，跟了崔大林。但其中富有諷刺意味的事情是：她忘記了一點，選擇了金戒就等于放棄了愛情，自己就會變為金戒的傀儡，金戒將成為她生命的全部。這也為后來她因遺失戒指而戲劇性地死去埋下了伏筆。同樣，崔大林的貪心也毀了自己的幸福——老而無子。良心的不安令他無法面對程英手中的戒指，尤其在同房之時。這里的愛情或者說婚姻，是一種生存或者說生活的陪葬品，一種自私自利的惡念牽引下的交換。崔大林出賣物質，程英出賣肉體，兩者在“公平”的交換后組成了看似無比匹配的一對，只可惜那些并不能滿足他們真正的欲望。說到底，那充其量只能算是以愛情為名而展開的單向、表面的索取，即崔大林對程英美貌的追求，而男女雙方自始至終都沒有共同的精神追求，也沒有平等的交流，只有彼此間利害關系的權衡，談何幸福?所以甚至可以說，從這段各懷鬼胎的“感情”的開始就能預見其兩敗俱傷、步入墳墓的結局。

　　第三，人性的惡善面轉換扭轉愛情結局。

　　世人皆知，人無完人。同樣的道理，世上不可能存在任何一個單純到只有善心或者只剩惡行的人，其間只是善惡摻雜的程度問題罷。從愛情看人性，人性影響愛情的結果，惡善兩面的轉換也掙脫不了這個范疇。

　　“我” 在去投奔老潘的路上下了場雨，唯有帶著三個孩子就近到老鴰嶺客棧投宿。客棧夫婦雖結婚多年，但感情上總鬧別扭。“我”帶來了裝有豬油的壇子，這深深地勾起了老板的興趣，在壇子上摸了一把又一把，惹來老板娘的不滿，說，你看它細發，摸個沒完了?店主說，壇子又不是女人的屁股，有什么不能摸的?這無疑讓老板娘心生不快，對那沒有生命卻又占據丈夫愛戀的壇子心生嫉妒。性格剛烈的她在聽到老板說“好物件和好女人一樣，看了讓人忘不了!咱沒福分娶好女人，身邊有個好壇子，也算心里有個惦記的!”后，便一頭撞到了柱子上。由此明顯可以看出，客棧夫婦之間的“愛情”并非真愛，是一種對生活的將就，將就著一起過日子，有個伴兒一起到老，免去一路的孤寂。雖然這樣談不上是對愛情的褻瀆，可若是如此發展下去，最終想必不會是大團圓結局，只是兩個都不快樂的人處處將就，了此一生。

　　可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有其源于現實卻又高于現實的力量，一個人物或者情節的設置往往會有針對性及不可預料性。客棧老板娘在“我”離開的時候，“叫了一聲妹子，撲通一聲給我跪下了，讓我留下那個壇子!她說這一夜想明白了，要是一個男人身邊活物死物都不讓他喜歡，這男人就等于活在陰天里，她不想看她男人以后天天陰沉著臉”。這里，老板娘對待丈夫的心態儼然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是心懷怨恨和不解。她貌似退后了一步在為自己的婚姻妥協，其實不然，那是以退為進的一步。之所以說“進”，就在于她邁開了理解、寬容的第一步：調整自己的心態——與其心懷嫉恨地去占有一段令彼此不快樂的婚姻，倒不如退一步，給對方讓出點快樂的空間。而對于客棧老板來說，她能夠讓出來的便是接受丈夫對豬油壇子的喜好多于對自己的愛戀。但出乎讀者預料的是，正因她如此舉動，感化了客棧老板，令其感受到來自對方的相互關懷與諒解，露出扭轉愛情走向滅亡的勢頭。這一次愛情的逆轉從另一個角度看，亦可謂是一次追求真愛下的人性變化，一種由惡轉善的變化。

　　當然，人性惡善兩面扭轉對愛情的影響不應該僅僅只有由惡向善的轉變，還需有由善到惡下的扭轉。但是，無需多言，這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罷了。

　　人性，無論在什么時代都是一個值得人類探尋、解讀的事物，它存在于愛情、親情、友情等中，滲透于生活。從愛情看人性，看到的并不只是單純的善惡，而是善之所以為善，惡之所以為惡的緣由以及善惡二者變換的時空對愛情主體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