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被迫縊貴妃于佛堂前梨樹下這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幕,引發了眾多文人墨客的詠嘆.然而,文人的吟詠與史家的記述是不盡相同的.在文人的吟詠中,對玄宗與楊貴妃的態度也是褒貶不一的.總體說,偏重史實的作品,主調是諷刺;文學想象成分多的作品,主調是同情、感傷.

　　在白居易的詩歌作品中,《長恨歌》最受人們的關注,引起的爭論也最多.二十世紀上半葉,俞平伯的《〈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的質疑》和陳寅恪的《〈長恨歌〉箋證》是本詩研究中兩篇重要文章.

　　對《長恨歌》的爭論,從二十年代開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結束.爭論焦點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題方面,主要有四說：愛情說、諷喻說和諷喻、愛情雙重主題說、時代感傷說.另外,對楊貴妃的下落、作品涉及的本事也有一定爭議.

　　有關論述摘編：

　　對《長恨歌》,作者自評：“一篇《長恨》有風情”.自許《長恨歌》是他的“壓卷杰構”.

　　唐宣宗在追悼白居易的挽詩中,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樂天之長恨歌,……實系自許以為壓卷之杰構,而亦為當時之人所極欣賞且流播最廣之作品.此無怪乎壓千歲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誦于赤縣神州及……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

　　在對《長恨歌》主題認識上,持愛情說者認為：《長恨歌》留給讀者的,主要不是“懲尤物”式的道德教訓,而是對刻骨銘心的愛情的深深的感動.作品前半部分雖然對李楊荒淫誤國有所不滿和諷刺,但全詩主要描寫了李楊的愛情遭遇,歌頌了他們愛情的純真性,而且這種愛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如褚斌杰在其《關于〈長恨歌〉的主題及其評價》中指出,白居易借李楊愛情故事“歌頌了愛情的堅貞和專一”.也有人認為,作者通過李楊愛情悲劇的描寫,“歌頌了那種與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純潔無疵的愛情.李楊的不幸,古代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義.”經過作者的描寫,李楊情事超越了本身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意義.還有論者認為,詩中寫李楊前期愛情只是愛色,隨著時代和人物遭際的變化,進而升華為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