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的作者是誰

　　《長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亂歷史事件，或許可以寫成正義與邪惡的斗爭，但白居易卻選擇了另外的主題，這源于詩人儒家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出生亂世

　　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鄭的一個“世敦儒業(yè)”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鄉(xiāng)便發(fā)生了戰(zhàn)爭。藩鎮(zhèn)李正己割據(jù)河南十余州，戰(zhàn)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于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為躲避徐州戰(zhàn)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離度過了童年時光。而白居易聰穎過人，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發(fā)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罷校書郎。同年四月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及第，授盩庢縣(今西安周至縣)尉。807年，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808年任左拾遺，迎取楊虞卿從妹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因此頻繁上書言事，并寫大量的反應社會現(xiàn)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于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絳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李絳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諫憲宗廣開言路。

　　貶謫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誹謗：母親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有害名教。遂以此為理由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至江州與白居易相聚。當白居易被任命為忠州刺史時，白行簡也一同與兄長溯江而上。途中與元稹相遇于黃牛峽，三人相游之處被稱為三游洞。在忠州任職的時間，白居易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種花，并命名此地為“東坡”。[10] 同年冬，被任命為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

　　白居易的母親雖因看花墜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許多詠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紀錄，新井詩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詩今已失傳)，可見此事不能構(gòu)成罪名。他被貶謫的主因，很可能與他寫諷諭作品而得罪當權(quán)者有關(guān)。貶謫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zhuǎn)折點：在此之前他以“兼濟”為志，希望能做對國家人民有益的貢獻;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漸漸轉(zhuǎn)向“獨善其身”，雖仍有關(guān)懷人民的心，表現(xiàn)出的行動卻已無過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雖不得志，大體上仍能恬然自處，曾在廬山香爐峰北建草堂，并與當?shù)氐纳私挥巍?/p>

　　任職蘇杭

　　820年冬，轉(zhuǎn)任主客郎中、知制誥。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緋色朝服，(緋色即朱色，為五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轉(zhuǎn)上柱國，又轉(zhuǎn)中書舍人。822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采用，于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內(nèi)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績。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天至洛陽，在洛陽履道里購宅。825年，被任命為蘇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職，后與劉禹錫相伴游覽于揚州、楚州一帶。

　　在杭州刺史任內(nèi)，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又見西湖淤塞農(nóng)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舒緩旱災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錢塘湖石記》，將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于湖邊，供后人知曉，對后來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響。離任前，白居易將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后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周轉(zhuǎn)，事后再補回原數(shù)。當這筆基金一直運作到黃巢之亂時，當黃巢抵達杭州，文書多焚燒散失，這筆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兩岸栽種有楊柳，后世誤傳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稱之為白公堤。事實上這道“白堤”在白居易來杭州之前已存在，當時稱為“白沙堤”，且見于白居易的詩作之中。

　　當白居易在杭州時，元稹亦從宰相轉(zhuǎn)任浙東觀察使，浙東、杭州相去并非太遠，因而二人之間有許多往還的贈答詩篇。當白居易任滿離開杭州時，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在蘇州刺史任內(nèi)，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里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簡稱“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長安任秘書監(jiān)，配紫金魚袋，換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828年，轉(zhuǎn)任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829年春，因病改授與太子賓客分司，回洛陽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志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將全數(shù)布施于洛陽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賓客分司。835年，被任命為同州刺史，辭不赴任，后改任命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仍留在洛陽。839年10月得風疾。841年，罷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領(lǐng)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閑適”的生活反應自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而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后作詩《開龍門八節(jié)石灘詩二首并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陽的履道里第度過，與劉禹錫唱和，時常游歷于龍門一帶。作《池上篇》、《醉吟先生傳》自況。845年，白居易74歲，尚在履道里第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jù)、劉真、盧貞、張渾與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篤信佛教，號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洛陽安逝

　　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陽，享年75歲，贈尚書右仆射，謚號“文”，葬于洛陽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聯(lián)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長恨歌》的主題(教師隨筆)

　　提起白居易的《長恨歌》，誰不知道它。唐宣宗李恢有吊白居易之詩日：“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誦琵琶篇。”唐時有一歌妓，曾將自己能誦長恨歌而視為比別人技高一籌的資本。 由此可見影響之深，流傳之廣。 一千多年來，數(shù)不清的人朗誦它、欣賞它，并引起許多專家的研究，對它作出許多有見地的評價。但是，關(guān)于主題的理解卻爭論很大。有人認為它是諷刺帝王荒淫誤國之作，對于李楊的愛情悲劇“難說上同情，更談不上歌頌(王氣中《略論長恨歌主題》)。 由于詩中對于愛情的描寫太出色了，于是，許多人采取了 “主題矛盾”說。游國恩先生在《中國文學史》中寫到：“詩的主題思想也具有雙重性，既有諷刺，又有同情”。又如陳友琴先生在《白居易》的小冊子中寫道：“詩人對這篇詩的主題思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既微有諷刺，又特別哀憐。”盡管用“微”和“特別”來表示諷刺與哀憐的分量，但是仍然沒有脫離“主題”矛盾的蕃籬。

　　我喜愛《長恨歌》，但對于主題矛盾說卻不敢茍同。 我認為《長恨歌》的主題不是雙重的，而是單一的，是對生死不渝的愛情表示了極大的同情和高度的贊揚，表達了人們對這種純潔愛情的向往之情。正如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憐貴妃始末，無他激揚。”宋人張基也說：“長恨歌”止于荒淫之語(按：荒淫，這是封建衛(wèi)道者對于描寫愛情的文藝作品的通用語)，終篇無所規(guī)正。 ”清人愛新覺羅弘歷也說：“白作只敘情語顛末，誦之雖柔情可斷，何益勸戒乎?”他們對《長情歌》雖有貶意，但是認為該詩“無鑒戒規(guī)勸”的看法，則是比較事實求是的。

　　其實，白居易心目中的《長恨歌》，同樣是一首愛情之歌，他之寫《長恨歌》，是與王質(zhì)夫、 陳鴻“話及此事，相與感嘆”之后，“質(zhì)夫舉酒于樂天前日：‘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 樂天因為《長恨歌》”。 (見《長恨歌傳》)據(jù)此可知，長恨歌首先是詩人有感于李揚的愛情，情動于中而發(fā)乎外的結(jié)果。 從王質(zhì)夫的話看，其中并未涉及政治規(guī)諷之意，而倒是因為白居易“深于詩，多于情”才被要求寫作的，突出的正好是一個“情”字。

　　白居易自己從來也沒有把《長恨歌》視為政治詩，在編纂詩集時，他并沒有把《長恨歌》，歸入諷諭詩類，而是歸入感傷詩類。詩人是主張詩歌有助于政教的，他認為《長恨歌》不是貫徹自己這個主張的，因此并不重視它：“令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 《長恨歌》 以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也” ( 《與元九書》)。后來，更明確指出：“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是正聲。”這里的“風情”，即指男女相愛的風月情懷，“正聲”，即以諷諭懲勸為目的的那類詩，風情與正聲相對，無疑是把長恨歌與秦中吟一類的諷諭詩分開來了。可見，他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動機是十分明明確的。

　　當然，看一部作品，除了對作者的主觀創(chuàng)作意圖加以分析外，最重要的則應對作品本身作出分析。不過在分析作品之前，有必要澄清幾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