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小說《長恨歌》賞析

　　小說《長恨歌》主要通過這一特殊時代，城市對于女性的影響及城市女性自身的特殊性。下面是關于小說《長恨歌》賞析，供大家參考!

　　小說《長恨歌》賞析

　　王安憶憑借長篇小說《長恨歌》摘取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書中王琦瑤式的女性形象無疑是新時代的特殊群體。她們在城市中成長、生活直至蛻變、老去，一生年華托付給一座城。是城市，給予她們外在的潮流時尚，內在的謹言慎思;也是她們，將靈動活力注入一座看似摩登時尚的空城。然而，另一方面，城市的浮華躁動也在暗中滋長。城市女性不得不依靠一定的物質基礎，拜金主義苗頭漸露。復雜的人際關系使得女性投身其中左右周旋，其中既包括人倫(母女、夫妻)，又包括同性、異性的友誼。

　　“從生活的巨流中截取一片波瀾，一朵浪花，從風格細膩的描繪和挖掘，展現時代精神的風貌。”①這樣的創作風格與其母茹志鵑的《百合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四十年間，動蕩混亂此起彼伏。“作者并沒有歷史場面的刻畫，依舊著力構造上海弄堂小人物生活情感的細枝末節。她以知識分子群體傳統的精神話語營造了一個客體世界，不是回避現實世界，也不是參與現實世界，而是一種重塑。”②誠然，在小說中，王安憶構造的上海弄堂世界是平行于整個時代大背景的，作品的字里行間中卻很少嗅到政治的氣味，作者意圖與現實的洪流撇清關系，但小說中主要人物的人生發展仍然依附歷史，這是無法完全規避的。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作者在著力重新塑造一段往事的同時，故事中的人物也越發真實豐盈。

　　一、城鄉巨變中女性轉身。

　　在以往很多以農村為背景的小說中，人物形象是深深扎根于農村土地的，其中自然包括許多農村婦女形象。余華《活著》中的家珍，苦苦規勸誤入歧途的丈夫福貴，生活貧苦卻甘之如飴;又如五十年代《“鍛煉鍛煉”》中的“小腿疼”“吃不飽”，在政治的氛圍下，作者“從日常生活、家庭瑣事展開，自然地表現社會風習、倫理的變革在農民心里、家庭關系、公共關系上留下的波痕和沖突”③;在以七十年代中期為背景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中，許秀云溫和恬靜，可人生命運卻頗為坎坷。小說中情節的發展同時也依托于農村生活的軌跡。

　　相較于農村，城市的環境無疑更為復雜。一方面，城市的現代繁榮與農村形成鮮明的對比。這里沒有集體勞作的日曬雨淋，沒有春種秋收的輪回反復。這有哼唱著“四季調”的留聲機、頗受歡迎的照相館、人來人往的淮海路、各種各樣的“派推”舞會、放著《亂世佳人》的電影院以及鋪滿康乃馨的選美舞臺。即便是多年后，在王琦瑤的舊樟木箱中，仍然存有綴了珠子的手提包、法蘭絨的貝蕾帽，時代的繁華縮影集聚在這瑣碎物品之中。另一方面，城市也暗藏著污穢陰暗的死角。上海弄堂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類似愛麗絲公寓、平安里的地方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以李主任為代表的社會上層人士，或追逐權勢，或金屋藏嬌。繁華的淮海路上，是金錢堆積起的時尚。人們對物質的渴望從未淡卻，即使是民風淳樸的鄔橋古鎮，也難免有從上海來的龍虎牌萬金油廣告畫，也有上海的雙妹牌花露水、老刀牌香煙。像阿二這樣的青年也是渴望去南京讀書的，同時對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充滿無限向往。

　　無疑，作者王安憶著力編織一個關于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氣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④《長恨歌》中，開篇就花許多筆墨來寫上海的弄堂、流言、閨閣、鴿子和王琦瑤式的女性，寫作風格上與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相似，注重對小說環境的細致描寫刻畫，即“19世紀歐洲寫實主義的單一贅敘(iterative)模式。”⑤除了奠定小說基本環境基調外，對人們關于城鄉固有觀念意識做出了糾正。

　　在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的承接中，沖擊和摩擦難以避免。直至今日，我們仍能切身感受到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伴隨著農業耕地的急速消亡和城市邊界的無限擴張。但是，類似“城

　　市的商業氣氛、拜金主義以及各種享樂的場所無一不是滋長剝削意識的溫床。”

　　⑥這樣的觀點，顯然是以偏概全。《霓虹燈下的哨兵》中，在軍民共同抵制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同時，從另一個側面也能看出時代的單調局限與片面不公。是否城市真就是一切腐敗享樂的開端?而如何將作者的真實構思和想法準確地表達出來?例如王琦瑤式的女性角色成為了作者觀點的特殊切入口。王琦瑤式的女性，沒有傳統農村女性對家務勞作的本分依賴，抑或是思想上的保守狹隘。無論是吳佩珍還是蔣麗莉，薇薇還是張永紅，她們遠離政治洪流，她們過著自己的日子。從生活中她們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行中，凸顯的是城市女性的自我個性和張揚不羈。新時代女性形象的反差變化正是在城鄉巨變中，愈演愈烈。

　　二、女性的特殊城市烙印

　　在上文中談及都市女性成為新時期的寵兒，在此主要論述城市對女性的特殊影響，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 城市女性的特殊心理及心態

　　王琦瑤入住愛麗絲公寓之后，蔣麗莉的到訪顯然是出乎意料的。王琦瑤、李主任、程先生以及蔣麗莉四人之間的瓜葛，摻雜著流言蜚語，牽絆不舍，是“剪不斷，理還亂”。以至于王琦瑤在蔣麗莉面前將話挑明，“我們要不把這話全說出來，我們大約就沒別的話可講。”

　　⑦而后，又毫不避諱地借用蔣麗莉父母的婚姻關系，挑明了女人“體面”和“實惠”的道理。 這一點上，王琦瑤超乎同齡人的成熟和精明可見一斑。

　　她是“適合自家人享用的”三小姐，但她知道與吳佩珍、蔣麗莉之間友誼的分寸，知道和程先生、阿二之間的熟稔程度，知道在康明遜、薩沙之間周旋自保，知道怎樣試探張永紅和長腳。甚至剛到平安里時，與嚴師母做完頭后一句“我到你的年紀一定是不如你的”⑧，反而引起了嚴師母對曾經過往經歷的真心感慨，彼此都能看進對方心里一些。

　　人們常認為城市女性難免有一種極其細微的心理活動變化，有些難以捕捉的欲擒故縱的味道，抑或是一種矯情的故作姿態。在一段時期中，被認為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她們不像那些激進果敢的女中豪杰，如《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甚至有時還被貼上虛假偽善的標簽。

　　但從另一角度來反觀城市女性的心理，往往體現出城市對其變相的反作用。復雜的人際關系，需要悉心維系。縱且退一步說，倘若王琦瑤沒有處處留心的本事，大概是像吳佩珍年輕時那樣天真無知，又或是像王安憶早期作品《雨，沙沙沙》中經典的雯雯形象，她定然是無法平安度過1947、1955、1965這些特殊年代的，更不用說后來的薇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