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玄宗真的開明就不會計較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假如唐朝真的開明，白居易就不會隱諱自己對楊玉環的傾慕。相對而言，當時的商人倒是一個開明的階層，比如茶商就不顧忌琵琶女的身世，白居易也不避嫌這位茶商。

　　古典文學研究學者汪宏華近日解讀唐詩《長恨歌》密碼，他認為該詩后半部分造訪仙界楊貴妃的不是唐玄宗延請的方士，而是作者白居易派出的意念使者。白居易以自身假扮唐玄宗，以感悟之道充當仙道。此時楊貴妃已復還道姑的清純本色，與這位同樣完美的詩王靈犀相通，頓生愛慕。《琵琶行》與《長恨歌》是貴賤對應的姊妹篇，擅彈霓裳曲的琵琶女猶如擅跳霓裳舞的楊玉環轉世。兩次愛情的發生機制亦同：從遠離聲色到明心見性；從藝術共鳴（詩與舞、詩與琴）到兩情相悅；從靈肉合一到地久天長。汪宏華認為作者對兩位女子的眷戀是虛構之文學，真實用意在于情感救人、思想救國。原文如下：

　　《長恨歌》最長的恨是什么？不是唐玄宗的失偶之恨，不是楊玉環的傾國之恨，是一千多年來不被讀者理解的恨。或許是不甘心作品被長期誤解，十年后白居易又寫下了姊妹詩《琵琶行》，與之形成貴賤對比、明暗呼應。但此恨似乎注定綿綿不絕，至今未覓知音。現在，我愿斗膽嘗試破解白居易密碼，引領世人跳出彼迷人圈子。

一、唐明皇為極邪，白居易與楊貴妃、琵琶女為正邪同賦

　　中國古代流傳一種“氣性論”，認為仁者賦正氣，惡者賦邪氣，中間是占絕大多數的正邪混合者。但正邪比例五五對開的人還是極少（本文稱之為正邪同賦），他們的行止大都奇異乖僻，發達時不愿做主子，要做情癡情種；貧寒時不愿做奴仆，要做奇優名倡；小康時也不本分，要做逸士高人。這些人內心往往矛盾糾結，最終不是憂郁而亡就是折騰而死。所謂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必至搏擊掀發后始盡。

　　很明顯，白居易《長恨歌》中的唐明皇、楊貴妃屬于正邪同賦，身在皇家寧為情癡。《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亦然，貧寒時為藝伎名倡，老大嫁作商人婦后成了清高逸士，所以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我們還可以看出，白居易本人也是正邪同賦的，仕途亨達期，意氣風發為帝妃寫下了《長恨歌》，時年35歲，任職于長安附近的周至縣縣尉，之后進京歷任左拾遺、左贊善大夫等；44歲被貶江州后，又淚眼婆娑為藝伎寫下《琵琶行》。

　　然而，現實中白居易的性情達觀平和，字樂天，號香山居士，最終更是獲得了高產高壽和高譽。這又該作何解釋呢？原因是正邪同賦之人還有內在差異，唐明皇實為假“正邪同賦”；楊貴妃、琵琶女是真“正邪同賦”，但正的一面被聲色暫時蒙蔽；作者本人則是圓融的“正邪同賦”，他的極貴極賤都限于文學上的體驗，現實仕途的起落并不大。正邪協調統一讓他超越了搏擊掀發的悲劇宿命。這里也反映白居易的人性觀是善惡混的，人的本性即正邪兩賦。

　　此前，學界認為《長恨歌》中的唐玄宗具有清濁雙重性，既是一個重色輕國的壞皇帝，又是一個有愛欲有苦惱有缺點的人情味十足的癡皇帝，所以作者會從皇宮到仙境，從現實到浪漫，從肉欲到誓言，對他進行層層遞進、先貶后褒的刻畫。實際這是天大的誤解！

　　一、道義上，李隆基是一位荒淫誤國、罪責深重的帝王，歷史不會饒恕，白居易也只想將他釘死在恥辱柱上，所以開篇就大書特書其驕奢淫逸、虛偽善變、禍國殃民，不留絲毫回旋的余地。安史之亂后，仍舊不甘寂寞，不知悔改，成天與方士混在一起，裝神弄鬼，勞民傷財。

　　二、氣性上，盡管李隆基懂一點歌舞藝術，但始終只認識到了其聲色的一面，娛耳目，助酒興，不曾觸及精神實質；盡管他對貴妃表現出癡情專一，但迷戀的是她的絕代美貌和舞姿，整個過程如同《琵琶女》中的五陵年少一樣是始亂終棄。他的嫁禍偷生——“君王掩面救不得”——的做法，甚至比恩客們的“門前冷落”更惡劣。貴妃死后，也仍只念她的芙蓉面與柳葉眉，只嘆息梨園藝人與后宮女官的空落。

　　一言以蔽之，唐玄宗賦純邪、極邪之氣！他身上那些貌似可愛的東西都是假的，都是用來煽情取樂的伎倆。

　　但楊貴妃和琵琶女就不同，一個原本養在深閨、天生麗質；一個原本家住蝦蟆陵下、天資聰穎，只因被人拐騙才誤入歧途。而當她們遠離聲色場所之后，又都能自發地追尋本我，鉛華洗盡，楊貴妃是“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琵琶女是“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尤其在藝術上更注重神韻和精神價值了，如楊貴妃是“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琵琶女則讓白居易“如聽仙樂耳暫明”。她們的氣性變化過程是，天生正邪同賦→暫時邪氣→自發正邪同賦→自覺正邪同賦。白居易不給主動為惡的男人浪子回頭的機會，但對被動受害者同情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