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玄宗真的開明就不會計較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假如唐朝真的開明,白居易就不會隱諱自己對楊玉環的傾慕。相對而言,當時的商人倒是一個開明的階層,比如茶商就不顧忌琵琶女的身世,白居易也不避嫌這位茶商。
古典文學研究學者汪宏華近日解讀唐詩《長恨歌》密碼,他認為該詩后半部分造訪仙界楊貴妃的不是唐玄宗延請的方士,而是作者白居易派出的意念使者。白居易以自身假扮唐玄宗,以感悟之道充當仙道。此時楊貴妃已復還道姑的清純本色,與這位同樣完美的詩王靈犀相通,頓生愛慕。《琵琶行》與《長恨歌》是貴賤對應的姊妹篇,擅彈霓裳曲的琵琶女猶如擅跳霓裳舞的楊玉環轉世。兩次愛情的發生機制亦同:從遠離聲色到明心見性;從藝術共鳴(詩與舞、詩與琴)到兩情相悅;從靈肉合一到地久天長。汪宏華認為作者對兩位女子的眷戀是虛構之文學,真實用意在于情感救人、思想救國。原文如下:
《長恨歌》最長的恨是什么?不是唐玄宗的失偶之恨,不是楊玉環的傾國之恨,是一千多年來不被讀者理解的恨。或許是不甘心作品被長期誤解,十年后白居易又寫下了姊妹詩《琵琶行》,與之形成貴賤對比、明暗呼應。但此恨似乎注定綿綿不絕,至今未覓知音。現在,我愿斗膽嘗試破解白居易密碼,引領世人跳出彼迷人圈子。
一、唐明皇為極邪,白居易與楊貴妃、琵琶女為正邪同賦
中國古代流傳一種“氣性論”,認為仁者賦正氣,惡者賦邪氣,中間是占絕大多數的正邪混合者。但正邪比例五五對開的人還是極少(本文稱之為正邪同賦),他們的行止大都奇異乖僻,發達時不愿做主子,要做情癡情種;貧寒時不愿做奴仆,要做奇優名倡;小康時也不本分,要做逸士高人。這些人內心往往矛盾糾結,最終不是憂郁而亡就是折騰而死。所謂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必至搏擊掀發后始盡。
很明顯,白居易《長恨歌》中的唐明皇、楊貴妃屬于正邪同賦,身在皇家寧為情癡。《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亦然,貧寒時為藝伎名倡,老大嫁作商人婦后成了清高逸士,所以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我們還可以看出,白居易本人也是正邪同賦的,仕途亨達期,意氣風發為帝妃寫下了《長恨歌》,時年35歲,任職于長安附近的周至縣縣尉,之后進京歷任左拾遺、左贊善大夫等;44歲被貶江州后,又淚眼婆娑為藝伎寫下《琵琶行》。
然而,現實中白居易的性情達觀平和,字樂天,號香山居士,最終更是獲得了高產高壽和高譽。這又該作何解釋呢?原因是正邪同賦之人還有內在差異,唐明皇實為假“正邪同賦”;楊貴妃、琵琶女是真“正邪同賦”,但正的一面被聲色暫時蒙蔽;作者本人則是圓融的“正邪同賦”,他的極貴極賤都限于文學上的體驗,現實仕途的起落并不大。正邪協調統一讓他超越了搏擊掀發的悲劇宿命。這里也反映白居易的人性觀是善惡混的,人的本性即正邪兩賦。
此前,學界認為《長恨歌》中的唐玄宗具有清濁雙重性,既是一個重色輕國的壞皇帝,又是一個有愛欲有苦惱有缺點的人情味十足的癡皇帝,所以作者會從皇宮到仙境,從現實到浪漫,從肉欲到誓言,對他進行層層遞進、先貶后褒的刻畫。實際這是天大的誤解!
一、道義上,李隆基是一位荒淫誤國、罪責深重的帝王,歷史不會饒恕,白居易也只想將他釘死在恥辱柱上,所以開篇就大書特書其驕奢淫逸、虛偽善變、禍國殃民,不留絲毫回旋的余地。安史之亂后,仍舊不甘寂寞,不知悔改,成天與方士混在一起,裝神弄鬼,勞民傷財。
二、氣性上,盡管李隆基懂一點歌舞藝術,但始終只認識到了其聲色的一面,娛耳目,助酒興,不曾觸及精神實質;盡管他對貴妃表現出癡情專一,但迷戀的是她的絕代美貌和舞姿,整個過程如同《琵琶女》中的五陵年少一樣是始亂終棄。他的嫁禍偷生——“君王掩面救不得”——的做法,甚至比恩客們的“門前冷落”更惡劣。貴妃死后,也仍只念她的芙蓉面與柳葉眉,只嘆息梨園藝人與后宮女官的空落。
一言以蔽之,唐玄宗賦純邪、極邪之氣!他身上那些貌似可愛的東西都是假的,都是用來煽情取樂的伎倆。
但楊貴妃和琵琶女就不同,一個原本養在深閨、天生麗質;一個原本家住蝦蟆陵下、天資聰穎,只因被人拐騙才誤入歧途。而當她們遠離聲色場所之后,又都能自發地追尋本我,鉛華洗盡,楊貴妃是“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琵琶女是“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尤其在藝術上更注重神韻和精神價值了,如楊貴妃是“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琵琶女則讓白居易“如聽仙樂耳暫明”。她們的氣性變化過程是,天生正邪同賦→暫時邪氣→自發正邪同賦→自覺正邪同賦。白居易不給主動為惡的男人浪子回頭的機會,但對被動受害者同情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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