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里的世界不同于沈從文創作時代的戰火紛飛。《邊城》是一個理想而有真實的世界。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解讀《邊城》。希望大家喜歡。

　　解讀《邊城》：這個世界有它的悲哀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 1988年5月10日)。

　　汪曾祺說：“《邊城》的語言是沈從文盛年的語言，最好的語言。既不似初期那樣的放筆橫掃，不加節制;也不似后期那樣過事雕琢，流于晦澀。這時期的語言，每一句都‘鼓立’飽滿，充滿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籃新摘的煙臺瑪瑙櫻桃。”

　　而《邊城》這一籃瑪瑙櫻桃，是如何寫出的呢?它的寫作發表，又經歷哪些故事?故事背后的故事又有哪些?

　　《邊城》：這個世界有它的悲哀，卻在困難中微笑

　　一、哪些因素醞釀了《邊城》

　　《邊城》最初連載于《國聞周報》第十一卷第一至四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第十至十六期(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四年由上海生活書店初版，一九四三年九月開明書店出版改訂本。《沈從文全集》據開明書店改訂本編入。

　　“邊城”寫的是湘西邊境靠近川東的小城茶峒，不是沈從文的家鄉小城鳳凰。沈從文二十歲時隨部隊移防川東，經過這里，見過用木頭編成的渡筏，他在《從文自傳》里特意提到這種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還在我的記憶里，極其鮮明占據了一個位置。(《邊城》即由此寫成。)”括號里的話，當是自傳校改的時候加上去的。沈從文一生見過許許多多的船，但那樣的渡船，他跟汪曾棋說，平生只看見過一次，就是在茶峒附近的棉花坡。

　　寫作《邊城》的緣起，首先得追溯到作者在茶峒這個地方的經驗。“民十隨部隊入川，由茶峒過路，住宿二日，曾從有馬糞城門口至城中二次，駐防一小廟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數次。開拔日微雨，約四里始過渡，聞杜鵑極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約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見路劫致死者數人。山頂堡砦已焚毀多日。”這些話，是作者一九四八年題寫在《邊城》初版樣書上的一段文字的開頭部分，這段文字作為《新題記》，遵照作者生前的要求，編入全集。

　　《邊城》原有《題記》，但多數時候不被重視;一些作品選本在選《邊城》的時候也只有正文，不選《題記》。《新題記》收入全集前沒發表過，卻含有關于《邊城》創作的重要信息。

　　在上面那段話后，《新題記》接著寫：“民二十二至青島嶗山北九水路上，見村中有死者家人‘報廟’行列，一小女孩奉靈幡引路。因與兆和約，將寫一故事引入所見。”此番情景，《水云》第四節有過交代：“故事上的人物，一面從一年前在青島嶗山北九水旁所見的一個鄉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邊黑臉長眉新婦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樸良善式樣。一切充滿了善，充滿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良善與單純的希望終難免產生悲劇。”這個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在未曾完稿的自傳的一章《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他又有描述：“還是一次去嶗山玩時，路過一小鄉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報廟招魂當中一個小女兒的哭泣，形成《邊城》寫作的幻念。記得當時即向面前的朋友許下愿心：‘我懂得這個有喪事女孩子的歡樂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純厚與愛好一樣多一樣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為人的善良部分結合起來，好好用一個故事重現，作為我給你一件禮物。你信不信?’”

　　《湘行散記老伴》回憶起作者剛當小兵時在滬溪縣的一些事情，那時的伙伴有一個叫“儺佑”，看中了城街上絨線鋪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寫《邊城》故事時，弄渡船的外孫女，明慧溫柔的品性，就從那絨線鋪小女孩脫胎而來。”十多年后重游故地，來到絨線鋪前，一個叫小翠的女孩辮發上纏著一縷白絨線，她媽媽翠翠剛死了不久。“我被‘時間’意識猛烈的摑了一巴掌”。

　　《新題記》又接著說：“九月至平結婚，即在達子營住處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樹蔭下寫第一章。在《國聞周報》發表。入冬返湘看望母親，來回四十天，在家鄉三天，回到北平續寫。二十三年母親死去，書出版時心中充滿悲傷。”

　　值得注意的是，《邊城》的寫作過程，因為中間插入回鄉看望病危的母親而中斷。在返湘前，沈從文剛結了婚，既有世俗的名譽，又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愛情。達子營新居還來了一位年青的客人巴金，沈從文把書房讓給客人創作《雷》和《電》的前半部分，自己則在院中小方桌上，“一面讓細碎陽光曬在紙上，一面也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我準備創造一點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可是，母親的病危使這溫馨幸福的氛圍不得持續。沈從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啟程返鄉，這是他離鄉十年來第一次回湘西;回到了北平不久，就收到了大哥信，得到母親二月十三日病故，喪事也辦了。續寫《邊城》是在這樣的事情發生后進行的。到四月十九日，《邊城》寫完，四月二十四日寫成《題記》。

　　《新題記》最后總結說：“二十年來生者多已成塵成土，死者在生人記憶中亦淡如煙霧，惟書中人與個人生命成一希奇結合，儼若可以不死，其實作品能不死，當為其中有幾個人在個人生命中影響，和幾種印象在個人生命中影響。”

　　以三百多字的《新題記》為主要線索，綜合其他文本，大致可以探知是哪些人事，哪些因由，合在一起發酵、醞釀了《邊城》。之所以要費力這樣做，不是為了“考證”《邊城》的現實來源，更不想把它“坐實”;同時也不是為了說明小說創作的方法，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里說，他寫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邊城》的寫作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但這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

　　我們要關心的是，這些發酵、醞釀了《邊城》的因素的性質：這些性質滲透進作品，在作品中起著微妙而重要的作用。因而，對這些因素的性質的理解，也極大地影響著對作品本身的理解。

　　“聞杜鵑極悲哀”，“見路劫致死者數人。山頂堡砦已焚毀多日”;碰見老者死亡，小女兒報廟招魂哭泣，想到把“不幸”和為人的“善良”結合起來，“好好用一個故事重現”;當年的“翠翠”已死，“小翠”又長成母親的模樣;“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創造一點純粹的詩”;“母親死去，書出版時心中充滿悲傷。”——用不著概括，這些經驗、記憶、情緒和思想的性質，就已經形成集中而強烈的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