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里的世界不同于沈從文創作時代的戰火紛飛。《邊城》是一個理想而有真實的世界。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解讀《邊城》。希望大家喜歡。
解讀《邊城》:這個世界有它的悲哀
沈從文(1902年12月28日— 1988年5月10日)。
汪曾祺說:“《邊城》的語言是沈從文盛年的語言,最好的語言。既不似初期那樣的放筆橫掃,不加節制;也不似后期那樣過事雕琢,流于晦澀。這時期的語言,每一句都‘鼓立’飽滿,充滿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籃新摘的煙臺瑪瑙櫻桃。”
而《邊城》這一籃瑪瑙櫻桃,是如何寫出的呢?它的寫作發表,又經歷哪些故事?故事背后的故事又有哪些?
《邊城》:這個世界有它的悲哀,卻在困難中微笑
一、哪些因素醞釀了《邊城》
《邊城》最初連載于《國聞周報》第十一卷第一至四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第十至十六期(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四年由上海生活書店初版,一九四三年九月開明書店出版改訂本。《沈從文全集》據開明書店改訂本編入。
“邊城”寫的是湘西邊境靠近川東的小城茶峒,不是沈從文的家鄉小城鳳凰。沈從文二十歲時隨部隊移防川東,經過這里,見過用木頭編成的渡筏,他在《從文自傳》里特意提到這種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還在我的記憶里,極其鮮明占據了一個位置。(《邊城》即由此寫成。)”括號里的話,當是自傳校改的時候加上去的。沈從文一生見過許許多多的船,但那樣的渡船,他跟汪曾棋說,平生只看見過一次,就是在茶峒附近的棉花坡。
寫作《邊城》的緣起,首先得追溯到作者在茶峒這個地方的經驗。“民十隨部隊入川,由茶峒過路,住宿二日,曾從有馬糞城門口至城中二次,駐防一小廟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數次。開拔日微雨,約四里始過渡,聞杜鵑極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約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見路劫致死者數人。山頂堡砦已焚毀多日。”這些話,是作者一九四八年題寫在《邊城》初版樣書上的一段文字的開頭部分,這段文字作為《新題記》,遵照作者生前的要求,編入全集。
《邊城》原有《題記》,但多數時候不被重視;一些作品選本在選《邊城》的時候也只有正文,不選《題記》。《新題記》收入全集前沒發表過,卻含有關于《邊城》創作的重要信息。
在上面那段話后,《新題記》接著寫:“民二十二至青島嶗山北九水路上,見村中有死者家人‘報廟’行列,一小女孩奉靈幡引路。因與兆和約,將寫一故事引入所見。”此番情景,《水云》第四節有過交代:“故事上的人物,一面從一年前在青島嶗山北九水旁所見的一個鄉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邊黑臉長眉新婦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樸良善式樣。一切充滿了善,充滿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良善與單純的希望終難免產生悲劇。”這個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在未曾完稿的自傳的一章《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他又有描述:“還是一次去嶗山玩時,路過一小鄉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報廟招魂當中一個小女兒的哭泣,形成《邊城》寫作的幻念。記得當時即向面前的朋友許下愿心:‘我懂得這個有喪事女孩子的歡樂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純厚與愛好一樣多一樣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為人的善良部分結合起來,好好用一個故事重現,作為我給你一件禮物。你信不信?’”
《湘行散記老伴》回憶起作者剛當小兵時在滬溪縣的一些事情,那時的伙伴有一個叫“儺佑”,看中了城街上絨線鋪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寫《邊城》故事時,弄渡船的外孫女,明慧溫柔的品性,就從那絨線鋪小女孩脫胎而來。”十多年后重游故地,來到絨線鋪前,一個叫小翠的女孩辮發上纏著一縷白絨線,她媽媽翠翠剛死了不久。“我被‘時間’意識猛烈的摑了一巴掌”。
《新題記》又接著說:“九月至平結婚,即在達子營住處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樹蔭下寫第一章。在《國聞周報》發表。入冬返湘看望母親,來回四十天,在家鄉三天,回到北平續寫。二十三年母親死去,書出版時心中充滿悲傷。”
值得注意的是,《邊城》的寫作過程,因為中間插入回鄉看望病危的母親而中斷。在返湘前,沈從文剛結了婚,既有世俗的名譽,又獲得了夢寐以求的愛情。達子營新居還來了一位年青的客人巴金,沈從文把書房讓給客人創作《雷》和《電》的前半部分,自己則在院中小方桌上,“一面讓細碎陽光曬在紙上,一面也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我準備創造一點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可是,母親的病危使這溫馨幸福的氛圍不得持續。沈從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啟程返鄉,這是他離鄉十年來第一次回湘西;回到了北平不久,就收到了大哥信,得到母親二月十三日病故,喪事也辦了。續寫《邊城》是在這樣的事情發生后進行的。到四月十九日,《邊城》寫完,四月二十四日寫成《題記》。
《新題記》最后總結說:“二十年來生者多已成塵成土,死者在生人記憶中亦淡如煙霧,惟書中人與個人生命成一希奇結合,儼若可以不死,其實作品能不死,當為其中有幾個人在個人生命中影響,和幾種印象在個人生命中影響。”
以三百多字的《新題記》為主要線索,綜合其他文本,大致可以探知是哪些人事,哪些因由,合在一起發酵、醞釀了《邊城》。之所以要費力這樣做,不是為了“考證”《邊城》的現實來源,更不想把它“坐實”;同時也不是為了說明小說創作的方法,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里說,他寫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邊城》的寫作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但這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
我們要關心的是,這些發酵、醞釀了《邊城》的因素的性質:這些性質滲透進作品,在作品中起著微妙而重要的作用。因而,對這些因素的性質的理解,也極大地影響著對作品本身的理解。
“聞杜鵑極悲哀”,“見路劫致死者數人。山頂堡砦已焚毀多日”;碰見老者死亡,小女兒報廟招魂哭泣,想到把“不幸”和為人的“善良”結合起來,“好好用一個故事重現”;當年的“翠翠”已死,“小翠”又長成母親的模樣;“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創造一點純粹的詩”;“母親死去,書出版時心中充滿悲傷。”——用不著概括,這些經驗、記憶、情緒和思想的性質,就已經形成集中而強烈的感受了。
本文來源:http://www.nvnqwx.com/wenxue/biancheng/3335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