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仆人到創(chuàng)造性叛逆者論文

　　[摘 要]  傳統(tǒng)譯論中, 譯者處于“忠實”與“背叛”的兩難境地, 得不到應有的主體地位。解構主義的翻譯觀視翻譯為譯者的操縱與擺布行為, 譯者從傳統(tǒng)的仆人一躍成了賦予原著以“來世”的主宰。譯介學中譯者是“創(chuàng)造性叛逆者”的提法, 既不貶低也不拔高譯者的作用, 充分體現(xiàn)了位于仆人與主宰兩極之間的譯者的主體性。

　　[關鍵詞]  翻譯理論; 創(chuàng)造性叛逆; 主體地位

　　翻譯之難, 許多譯家都有感嘆。嚴復曰“一名之立, 旬月躊躇”。郭沫若認為翻譯之難, 勝過創(chuàng)作。郁達夫、魯迅、余光中等人, 都在不同場合談過翻譯的難處。翻譯難, 究其根本, 難在譯者須在對原文的“忠實”與“背叛”之間進行得與失的選擇, 難在譯者始終走不出原著和作者的陰影。本文試圖從傳統(tǒng)譯論中譯者的仆人地位、解構主義譯論中譯者所享有的高度自由、譯介學中譯者即創(chuàng)造性叛逆者等方面, 對譯者的主體地位進行探討。譯者是創(chuàng)造性叛逆者的提法使譯者獲得了與讀者與原著者平等對話的權利, 將譯者置于了翻譯活動最中心的位置, 為我們重新審視譯者的主體地位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值得我們仔細探討和深刻反思。

　　一

　　德國語言學家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指出, 翻譯一般有兩種途徑。一是盡可能地不擾亂原作者的安寧,讓讀者去接近作者; 另一種是盡可能地不擾亂讀者的安寧, 讓作者去接近讀者(Schulte , R. &J . Biguenet 1992 :42) 。不管譯者采取哪一種途徑, 都擺脫不了一種尷尬的境地: 或者必須忠實于原作, 對原文作者負責, 或者盡量為譯文讀者考慮, 使譯文讀來通順流暢。回顧傳統(tǒng)譯論, 可以看出, 翻譯家們一直試圖在這二者中求得一個理想的平衡。于是, 在由原作者、譯者、讀者構成的翻譯諸要素中, 譯者貌似處于中心地位, 實際上卻位于“原作者—讀者—譯者”這一級階的最底層: 忠實于原作也好, 為了譯文讀者而采用重內(nèi)容輕形式的通順譯也好, 譯者都喪失了主動, 淪為了仆人。

　　先看第一種情形。許多人認為翻譯是以一種語言對用另一種語言創(chuàng)作的文本進行的復制。既然是復制, 理想的譯文自然是與原文亦步亦趨, 毫發(fā)不差。因此, 原作和原作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譯者則被賦予各種各樣地位卑微的角色: 法國學者夏爾·巴托認為譯者是原作者的仆人(譚載喜, 1991 : 124) ; 德萊頓將譯者比喻成戴著腳鐐跳舞的舞者(譚載喜, 1991 : 18) 。譯者是媒婆、匠人、拙劣的模仿者, 他們唯一的權利便是重現(xiàn)一個多多少少與原作等似的仿制品。永遠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作者, 是作者創(chuàng)作的作品。正如格里馬爾德所宣稱的那樣, “忠實原文是翻譯的最高宗旨” (譚載喜, 1991 :95) 。譯者不過是一個邊緣人, 只能居于屈從地位。

　　再看第二種情形。即便譯者暫時不顧原作的束縛,還得面對譯文能否被讀者接受的問題。從讀者接受層面講, 評價譯作好壞的標準是能否讓譯文讀者在閱讀譯文時獲得與原文讀者閱讀原文類似或相同的感受。這正是奈達所提出的功能對等或動態(tài)對等理論的核心觀點。范仲英也指出, 翻譯的標準是“把原文信息的思想內(nèi)容及表現(xiàn)手法, 用譯語原原本本地重新表達出來, 使譯文讀者能得到與原文讀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范仲英, 1994 :37) 。然而, 由于普通讀者大多數(shù)希望譯文是通順的', 讀起來好像沒有翻譯過, 而是用本族語創(chuàng)作的原著, 這就助長了譯者采取一種如韋努蒂所說的“透明”或“歸化”策略: 好的翻譯透明得像一扇玻璃, 沒有任何的污漬和刮傷, 讓人察覺不到它的存在。高明的譯者絕不能讓讀者意識到他們的存在, 應該是“隱身人”。

　　翻譯是一門涉及作者、譯者和讀者的工作。對于作者和讀者而言, 譯者是中介體, 起著溝通兩者的作用。

　　長期以來, 傳統(tǒng)譯論從靜止的文本比較出發(fā), 認為譯者的作用, 就是對作者負責、對讀者負責。前者把譯者看成了作者的傳聲筒和原著的摹擬者。而所謂對讀者負責, 其隱含的意思亦無非是看譯者是否為作者合格的代言人。自然, 這里就產(chǎn)生了一個問題, 即作為一個和作者、讀者一樣擁有自我主體性的個人, 譯者是否就因為從事翻譯工作而不得不喪失自我, 喪失人的主體地位,進而變成一個機械的、缺乏靈魂的工具去轉(zhuǎn)述別人的思想、觀點呢? 假如事情果真如此, 譯者便消失了, 便不存在了。人們只會看到作者在怎么說、怎么想, 只能注意到廣大讀者在怎么接受、怎么理解原著, 而完全忘記了譯者的存在。

　　二

　　翻譯理論的發(fā)展, 為考察譯者地位提供了新的視角。上世紀后期, 在西方文藝批評理論界產(chǎn)生了對結(jié)構主義的反叛, 發(fā)展了解構主義或稱后結(jié)構主義的思潮。

　　這一思潮不僅在文藝批評理論界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 也深深動搖了傳統(tǒng)翻譯理論的根基。就今天的西方翻譯界而言, 解構主義等后現(xiàn)代主義的研究視角已經(jīng)成為翻譯理論研究的主流觀點之一。

　　解構主義翻譯觀的代表人物有法國的德里達、福柯和羅蘭·巴特, 美國的保羅·德曼、勞倫斯·韋努蒂等人。

　　他們激進的反傳統(tǒng)觀念對傳統(tǒng)翻譯理論產(chǎn)生了巨大的沖擊, 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傳統(tǒng)譯論中對一些基本問題的固有認識, 并進而重新認識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主體地位。首先, 通過“延異”概念的引入, 解構主義者顛覆了原文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沖擊了傳統(tǒng)譯論的“忠實”原則, 解脫了套在譯者身上的十字架。德里達把語言符號理解為“印跡” (trace) , 認為符號總在與別的符號對立聯(lián)系中顯出意義, 別的符號為了幫助界定其意義, 要在它上面留下印跡。為了描述翻譯過程中任何一個符號都與其他符號息息相關, 德里達杜撰了一個新詞“延異”(différence) , 它包括兩層含義, 一是時間上的差別、區(qū)分, 即to differ ; 一是空間上的不同、延宕, 即to de2lay。“延異”不僅用以表示任何符號都與其他符號相關,并且在對立比較形成差異時顯出自身的價值, 也用以指任何一個文本作為一個符號都與別的文本相互交織, 形成文本之間的“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解構主義者通過這樣的推理, 消解了文本的內(nèi)在結(jié)構或中心, 認為文本是一個無中心的系統(tǒng), 沒有終極意義, 這便從根本上動搖了“忠實”原則的基礎。其次, 解構主義者消解了作者在文學活動中的中心地位, 指出譯者與作者一樣是創(chuàng)作的主體。他們宣稱“作者死了”, 否定作者主宰文本意義, 強調(diào)意義是讀者與文本接觸時的產(chǎn)物, 文本能否生存完全取決于讀者。作為譯入語第一讀者的譯者,因此獲得了空前的自由, 不必再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跟在作者后面亦步亦趨; 他們賦予了原著一個新的“來世”(afterl2ife) 。再次, 解構主義者強調(diào)翻譯不是求同, 而是存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