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溫州與大小傳統的論文

　　論文內容提要 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在破譯溫州模式的“ 文化 基因”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流傳甚廣的解釋圖式：“永嘉之學——注重功利—— 經濟 發展”。本文對“永嘉之學”進行 歷史 溯源，以澄清其與“溫州模式”的糾纏；用文化人類學方法掘發文化“小傳統”與鄉民從事經濟活動的關系，推斷民間信仰是產生“溫州模式”的關鍵文化因素。

　　幾乎在人們熱烈談論“東亞奇跡”的同時，溫州經濟突然崛起，“溫州模式”名震天下。“新教倫理論題”之流風波及“溫州模式”，破譯“溫州之謎”的文化基因一時成為學者和政府官員興奮點所在。由于“溫州模式”鮮明的地域特征，人們在論及溫州崛起的文化思想因素時，倒沒有像余英時那樣泛泛地討論儒、道、釋的作用，而往往聚焦于永嘉學派對事功的重視和提倡，認為永嘉之學強調“事功”和“功利”有別于明清后以重義輕利為特征之一的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并成為一種區域文化傳統，攜帶這種文化遺傳基因的溫州人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溫州模式”。總之，在有關“溫州模式”的文化因素的探討中，出現了一個“永嘉之學——注重功利——經濟發展”的解釋圖式。永嘉之學講究功利和今天溫州人淡化意識形態的務實精神，被視為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系。由于這兩者間存在著表面上的“家族”相似的特征，以及為強烈的“問祖之情”所驅使，以上的說法流傳甚廣。筆者以為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在理論上也難以成立，因此特著文提出，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

　　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東萊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之為多。

　　可見永嘉學派的重要人物陳傅良、薛季宣所孜孜以求的是古人的典章制度。顯然，永嘉學派的論敵是強調修心養性的程朱 理學 ，可以說永嘉學派是與程朱理學長期的較量中發展出來的。他們認為空談心性無用，有用的是古人的“經制治法”，也即經典中的制度和治理方法，認為在現實當中加以應用會產生經濟、 政治 和軍事等方面的事功，從而振作政治緩解強敵環伺的危局。這就是他們所說的事功或功利的基本意義。顯然永嘉諸君子是站在國家治亂高度來立論的，他們與程朱陸王一樣，是非常“講政治”的，與下層百姓的“治生”沒有什么關系。這是思想史的常識，古人是不會誤會的。請看晚清以降士大夫是如何領會永嘉諸儒之用心的。

　　士大夫們在申論永嘉之學精義時，繼承的是從政治高度談論“事功”的路向，以掘發永嘉之學的現實意義。咸豐五年（1855），孫衣言認為永嘉儒的突出貢獻是：“大抵闡明制度，窮極治本，不徒以釋名辨物為事，亦非空談經世者可比。”③同治十年（1871），孫氏在溯及永嘉學派的源流時又說：“故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季宣）經其始，陳（傅良）緯其終也。……明庶物，知古今，非水心（葉適）所謂彌綸以通世變者歟！”④同治十三年（1874），孫氏六十歲。李雨亭（兩江總督）、唐仁壽為孫氏所寫的壽序中都表達了自己對永嘉之學的理解。李雨亭《壽序》云：“然（永嘉）諸儒宗旨，大率敦崇實學，由明體以達于用。…………后之將讀永嘉學派者，將不疑儒術為迂疏，而知修養治平之一貫也。”⑤唐仁壽《壽序》云:

　　止齋陳氏（傅良）、水心葉氏（水心）紹之，其學根極于理性，體驗于躬行，上求之于六經、《語》、《孟》，而旁參乎諸子百家，以經制論事功，期可出而世用，而又留思于文章，蓋永嘉之學至是而大成，遂別為經制之學，儼然與新安、金溪、東萊埒矣。……且夫儒者之為學，非徒成己而已，當有以措之家國天下而裕如者。……而旁參乎諸子百家，舉凡歷代禮樂兵農之略，與夫名臣偉士之論辨（疑應為“辯”），罔不該通委曲，思有以變通當時之治具，救其失而一返諸正，亦吾性分內事也。而或因陋就簡，矜高談而忽實務，一旦遇朝廷有大議，典章制度，輒幽冥莫知其源，不重為學士大夫知恥哉！……后之將讀永嘉學派者，將不疑儒術為迂疏，而知修養治平之一貫也。⑥

　　同治九年（1870），衣言弟孫鏘鳴在所撰的《瑞安重建先師廟碑記》中說：

　　吾鄉二鄭（指伯熊、伯英兄弟——引者）、陳（傅良）、薛（季宣）諸儒自為永嘉之學，討論古今經制治法，綱領條目兼綜畢貫，務使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⑦

　　學者錢警石曾致書孫衣言，認為“以永嘉經制為浙學大宗，愿衣言益推廣而昌明之。”⑧的確孫氏除對永嘉之學的反復演說外，還“出其所學以匡世”。李雨亭高度肯定了他對永嘉之學的社會實踐，“調輯兵民，興利除害，似薛士龍（季宣）；通古知今，練達政要，似陳君舉（傅良）”。⑨

　　從以上所列舉的諸人言論和行為，我們分明看到，古人所理解的永嘉之學的“事功”，講是田賦、兵制、地形、 水利 等，他們稱之為“經制之學”。他們所說的“功利”，是國家的功利、社會的功利，而非個體的功利，更非當今 市場 經濟體制下的私人的功利。維新派人士譚嗣同和唐才常等對永嘉之學的評論也都是從政治角度立論的，他們大概是想不到可以把永嘉之學與百姓日常的經濟活動相聯系的。1896年，譚嗣同在致唐才常的信中說：

　　來書盛稱永嘉，以為可資經世，善哉言乎。往者嗣同請業蔚廬，勉以盡性知天之學，而于永嘉則譏其淺中弱植，用是遂束閣焉。后以遭逢世患，深知揖讓不可以退萑苻，空言不可以弭禍亂，則于師訓竊有疑焉。夫浙東諸儒，傷社稷阽危，蒸民涂炭，乃蹶然而起，不顧瞀儒曲士之訾短，極言空談 道德 性命無補于事，而以崇功利為天下倡。揆其意，蓋欲外御胡虜，內除秕政耳。使其道行，則偏安之宋，庶有豸乎？今之時勢，不變法則必步宋之后塵，故嗣同于來書之盛稱永嘉，深為嘆服，亦見足下與我同心也。⑩

　　他們特別強調永嘉之學在亂世中的積極意義。試問，這樣的“功利”思想與溫州民眾講究實利的商業意識和市場意識何干？反過來，對老百姓而言，無論是溫州地區還是全國其他地區，他們既然要生存，要追逐財富，那就要實干，就要講究現實的物質功利，這又何嘗需要永嘉學派去“提倡”。須知永嘉學派諸大師他們著書立說的聽眾或閱讀對象是皇帝和士大夫，而非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