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命運只是和幸福的論文

　　1） 思想的欲望和相關性

　　當我們按照學術制度使用一些職業化的話語表述一些總也解決不了的哲學問題時，就好象是在做哲學，但這種情況就像這樣一個笑話：有人問傻子為什么點火燒房，回答是"上次沒點著"。從知識社會學角度看，大量使用制度化話語是精明的，因為習慣性話語比較省心也比較容易為學術制度所接受，其學術成本可以最小化。在什么問題也沒想清時就可以大談存在、自我和超越，就像偷懶的小學生作文時隨便就寫上獻愛心和亮麗風景線一樣。

　　在反思（rethink）哲學時，與生活的相關性（relevance to life）是必須考慮的關鍵因素。如果某種哲學與生活問題失去相關性，那么就一定是缺乏意義的，因為既然某種觀念是脫離生活的，它就可以是隨便什么樣的觀念而無所謂，人們也就可以不經心地隨便對待它甚至不理它。我曾經論證說，最大的問題未必是最重要的問題1。經典哲學就專門研究那些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因為大-----往往引起思想的欲望，但是畢竟太遠。太遠的問題缺乏與生活的實際相關性，因此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盡管仍然是值得思考的，就像純數學的謎題）。人的存在是生活，生活的意義只能存在論地（ontologically）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可能在生活之外------假如在生活之外就恰恰意味著生活自身沒有意義或者很不重要------這是非常中國式的領悟方式。因此只有切身性（to-be-with）的問題，也就是離生活很近的問題，才真正是非面對和思考不可的。

　　切身的世界雖然只不過是一個可能世界，但是因為切身，所以它比其它所有可能世界更加重要，切身世界里的事情比那些對所有可能世界為真的真理更加重要。一個事情是否重要表現為切誰的身，比如說，對于某個政府而言，99%的牛都沒有瘋牛病，那么牛肉是可以供應的，可是那1%給誰呢？對于個人而言，1%就可能是100%。個人事情雖然小，但對于他自己來說就特別大。當然，毫無疑問，哲學問題不會是瑣碎問題，但也不能太大，大概應該是切身世界里的最大問題，因此它通常不會大到是"普遍必然"的程度（除非是一些特別的哲學問題如邏輯基礎的哲學問題）。如果承認我們的切身世界的情況是形成和確定思想問題的根據，那么就會意識到我們原來順著概念/語言的邏輯體系走得太遠了，甚至會發現，原來的許多所謂哲學問題只不過是"語言自己在說話"，是概念體系的過分增生而生產出來的，與其說是對世界的概括還不如說是對語言技巧的表現。在缺乏對生活實踐的相關性時，就不可能知道一個哲學提問（questioning）有助于解決什么問題(problem)，而顯然我們不能設想哲學只是白白地提問。假如沒聽說過"本體"、"絕對"、"超越"等等，難道思維就不能進行？假如沒有審問過"對象"、"事物"、"本質"等等，難道就不能生產知識？概念/語言的生產會對思想產生誘導，一個表現是，它會把沒有的說成有的，或者說，它會"無事生非地"利用語言自身的表現力制造出一些不真實的問題，所以不真實，是說它們僅僅表達了語言自身的構造能力，而沒有表達實際生活的難題。可以做一個比較：數學雖然也并不表達真實事物（數字1不是一個蘋果的表達），但它表達了可計算的事物關系和問題；可是哲學概念在"計算"事物關系時并沒有什么實際幫助，當哲學家談論到先驗自我、作為先驗形式的時空、世界由各種事態組成，我們實際上并沒有因此增進了關于心靈、感覺和世界的知識。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表達了語言自己的問題。哲學在玩語言。不管是形而上學還是分析哲學，都只是玩語言的不同方式（修辭學的或邏輯的）。

　　2）徹底的哲學論證

　　葉秀山先生的提問"哲學還會有什么新問題？"確實是個迷人的問題2。我想補充說，我們在期望什么樣的新問題？是順著語言/概念體系去找問題，還是順著生活/時代要求去找問題？不同的期望背后有著不同的方法論。

　　因此，如果要超越懷疑論，就必須放棄知識論的經典追求，即對某種純粹的、普遍必然的知識/真理的追求。或者說，知識的問題不得不在知識論之外去理解，比如說，把知識問題理解為社會實踐、政治、倫理、文化或經濟問題。事實上，哲學思考方式的另一種可能性并非沒有被設想，而是已經在中國哲學中表現出來--這里的思想比較完全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對異國請調感興趣的文化比較或人類學研究，而是純粹思想性的研究，正如Francois Jullien在說明"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時指出：既然要做哲學家而不是人類學家，就必須與一種能與希臘思想比美的思想進行交往，而中國哲學是唯一選擇，因為中國哲學同樣是原創性的、發達的又與西方模式完全不同

　　中國哲學的特性并不表現為某些標志為"中國的"教義或主義，例如儒家"仁義忠恕"之類的觀念，因為這些觀念在純粹思想內容上并不是只能中國才有，西方思想中也能夠找到類似的觀念，這就像在中國思想中也可以找到類似西方知識論和邏輯分析的觀念。因此，思想的特殊性并不在于關于某些事情的教義，而在于關于所有事情的方法論或思維方式。中國哲學的思維定位不是"知道"而是"聞道/得道"。西方式哲學的"知道"是要看事物本身，而中國要聽圣人之言，也就是具有創造性的大智慧，這種智慧在知識論上未必表達了事物本身，但它在實踐論上能夠對付得了事物。可以說，中國哲學追求的是實踐的大智慧而不是知識的大智慧。那種實踐的大智慧能夠使人得道，也就是在實踐/生活上獲得幸福和成功。至于如何得道，按照中國式的理解，當然要做到天人合一。所謂人謀天成，識時務，認形勢，把握時運，這種"形勢思維"是作為實踐哲學的策略/博弈思維

　　在老子或孔子的政治哲學和生活哲學中，在兵法、中醫、中國藝術、圍棋等等中都表現出這種哲學思維。天人合一原則可以理解為（假如我的解釋有道理的話）： 任意某人在做任意某事時的效果最大化方法是，必須考慮 到相關的各種事情的各種可能性和理解角度，即考慮到各 種事情有各種道，并且盡量找到能夠與各種道的趨勢和運 作重疊一致的做法，這樣就能使人為的事情變得自然而然。 其中關鍵在于要求用開闊靈活的眼光理解各種事情有不同的道，并且力求發現各種道的一致點或協同方式以便發揮各種道的綜合優勢。不僅對自然存在，對他人，對身體，對心靈，對工具，對社會和生活，都是如此。因此，天人合一似乎更應該理解為諸道協調，化人為成自然，而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與自然存在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