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一般認為：西方文明的傳統是兩個，一個是希臘精神，一個是基督教精神。而所謂“傳統”，即是一種“一貫如此”的狀況，也就是說，兩千多年來，西方文明——政治文明、法律文明、道德文明、思維方式、社會生活觀念等——是以希臘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為主線的。本文僅僅分析希臘精神的狀況，認為：希臘精神絕不是兩千多年以來西方文明的一條主線。希臘精神成為西方文明的一個主線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而在近代以前，在歐洲的總體社會進程中，希臘精神僅僅是曇花一現。

　　1．“正雅典精神”和“負雅典精神”

　　什么是“希臘精神”？那是在公元前9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希臘半島上的一些“城邦國家”體現出的社會精神。其實，那些為數眾多、大小不等的各個城邦國家，各自具有的社會精神相差很大，粗略劃分一下，一種是以斯巴達為代表的，一種是以雅典為代表的。

　　斯巴達的政治是一種貴族寡頭的統治，真正掌握權利、制定決策的是五個長官（Ephorate）。貢斯當說：“斯巴達政府是一個禁欲主義的貴族政府，五長官團的權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宗教性的，因此，他們的特權會變成某種不堪忍受的暴政。”1強調紀律，強調國家利益至上。

　　斯巴達以軍事立國，也就是說，斯巴達人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軍事集團，不斷地對外進行征服戰爭，奪取大量的土地，把被征服者們變成奴隸、或其他形式的被壓迫者。斯巴達的面積在所有希臘城邦國家中最大，這就是對它如此執著于軍事事業的回報。而斯巴達社會分成三個等級。第一個等級當然就是斯巴達人，他們只占斯巴達社會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第二個等級叫作“周圍的居民”，他們是那些自愿臣服于斯巴達的人群。第三個等級就是“苦力”或隸農，處于奴隸或半奴隸的狀況。

　　事實上，在歐洲古代和中世紀，以軍事立國是最普遍的社會政治現象，簡直可以說是一條“客觀規律”。在以后的一、兩千年里，斯巴達人的行徑被無數個其他民族重復著：雅典人、羅馬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日耳曼人、高盧人、盎格魯－薩克遜人、突厥人、蒙古人、斯拉夫人、維京人、東征的十字軍。他們都曾經去征服別人，然后占有別人的土地，把別人變成奴隸或隸農；當然他們自己也都曾經被別人征服過。他們的這些行為都是無師自通的，就像吃飯一樣。在當時農業社會的條件下，一個民族或一個集團如果想生存或生活得更好，只有兩條路：種地和征服別人。種地安全一些，但辛苦而且所得甚微，還很可能被別人征服和奴役；去軍事征服別人固然是個危險性很高的行業，但回報也高。一場成功的戰爭既增加個人財富也增加公共財富，增加他們所分享的奴隸、隸農、貢賦和土地，生活馬上就可以上一個檔次。利用肢體力量去攻擊其他動物是動物界最常見的現象之一。早期人類發明了武器去攻擊別人，攻擊成功后攫取對方的財富，這種行為模式和動物的行為模式相差并不太大，人本來就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從動物變來的。所以，凡是以農業（比如5世紀的日耳曼人）、漁業（比如公元1000年以前的北歐人）、牧業（比如中世紀的匈奴人和蒙古人）這樣一些以不需要分工合作的生產方式為主體的社會，從事生產和從事軍事征服是同樣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到，農業社會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就是軍事征服十分頻繁，從中國的歷代王朝到羅馬帝國、法蘭克王國、拜占庭帝國、波斯帝國等等，它們都是通過軍事征服形成的。對此，孔德說：“所有理性的對政治的研究都證明人類具有一種原始性的對軍事生活的傾向。”2 他認為：“軍事活動為早期人類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最簡單最便利的手段。軍事手段持久地、廣泛地被傳統社會的人們使用，說明它對于當時一個民族的生存發展有著不可或缺的功用。”3 可以說，在當時十分低下的物質生產力狀態下，戰爭成為了一些民族的“生產力”。

　　當然，這些民族可以向比爾·蓋茨學習，向麥當勞學習，進行商業的而不是軍事的擴張。可是，一直到14、15世紀，歐洲人都根本不知道現代工商業為何物，就像19世紀的慈禧太后不知道電燈為何物一樣。人類發展工商業，要比發展農林牧副漁業困難不知多少倍。但沒有工商業，人仍然要生存、要發展，仍然想過舒服日子，而且想過一種有優越感的生活，沒有誰會甘于面朝黃土背朝天地過苦日子、乃至做農奴。所以那時的歐洲人，還有西亞人、北非人，只要對生活有追求的，就是要打仗。打仗最光榮。從羅馬到巴黎，那些雄偉壯麗的凱旋門都是為紀念打仗成功而蓋的。

　　在歐洲歷史上，工商業是在農業和軍事這兩種占壓倒性地位的社會行為模式的夾縫中逐漸地、極為艱難地生長出來，直到近代，它在歐洲才基本成形。只有當以分工協作為特征的工商業不再是社會中個別人的行為，而是一種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會性行為模式時，人們才開始選擇：從事農業呢？還是從事工商業呢？還是去打仗呢？西方中古社會經濟史權威湯普遜（J.W.Thompson）描述公元5世紀以前的阿拉伯人時說：“他們真是做一天吃一天，食糧是他們永遠存在的問題。人口的數量太多，不可能由貧瘠的土地維持。由于情勢所迫，他們變得不安定、飄泊和好戰，他們實行殺嬰和進行戰爭。”4他們最終在穆罕的指引下，成就了一番阿拉伯帝國的偉業。今天，阿拉伯國家當然不再需要打仗了，她只要使勁兒開采石油就行。這是因為，分工協作的工商業已經在今天的地球上成為了普遍性的行為模式，這樣，選擇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并加入進去，往往好過進行戰爭。

　　所以貢斯當說：“戰爭的出現先于商業。戰爭與商業只不過是實現同一目標的兩個不同的手段――這個目標就是得到自己欲求的東西。經驗引導人訴諸商業。經驗向他證明：戰爭，即運用自己的強力反對他人的強力，使他可能遭受形形色色的障礙與失敗，而商業則是求得他人權益符合自己適當權益的一種較為溫和但較為確定的方法。”5 生活在18、19世紀之交法國的貢斯當宣稱“一個商業代替戰爭的時代必然會到來。我們已經進入了這一時代。”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