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型時期中國的城市社會
(一)社會轉型的具體內涵
“轉型”本是一個生物學范疇,以后逐漸的被移植到社會發展過程中。借喻社會的變遷,即社會轉型。社會轉型往往蘊涵著社會生活中經濟、政治及人民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重大轉變。一般而言,社會轉型包括三方面含義:其一,社會體制在較短的時間內急劇轉變;其二,社會結構的重大轉變;其三,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轉變。[5]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實踐來看,社會轉型則主要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等各個層面發生的急劇變化。在短短二十多年間,就單從經濟體制的變革而言,我國分別經歷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改革以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最終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代表的三個階段。與此同時,政治體制改革也逐步展開,整個中國社會不論是鄉村還是城市,都經歷了全面而深刻的變革。對于城市地域而言,這種變革集中表現為社會體制轉軌、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階層分化重構、社會發展階段轉變以及城鄉文化變遷五個方面。
(二)社會轉型的階段性界定
本文認為社會轉型是一個長期的階段性過程。根據我國社會轉型的內涵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轉變過程,我國的社會轉型大致可以劃分為轉型初期、中期及后期三個階段,各階段主要按以下幾個指標測度進行界定。(1)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測度;(2)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變的測度;(3)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的測度;(4)從貧困社會向富裕社會轉變的測度。其中,第一種界定指標是社會體制轉變的主要測度,第二種是社會結構轉變的主要測度,第三、四種是社會發展轉型的主要測度。這四大測度不僅是中國社會轉型階段性劃分指標測度,也是中國社會轉型的效果評價測度。
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的中期階段,在這一時期社會具有以下特點,(1)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確立,正處于市場規范和調整階段;(2)城市步入快速發展時期,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城市發展戰略急需調整充實;(3)我國正在從農村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產業結構正處于調整與升級階段;(4)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正在向全面小康社會邁進。由此可以看出,磨合與調整是社會轉型中期的關鍵詞。因此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再次審視我們的城市發展戰略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轉型時期我國城市發展現狀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近20年來,城市步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城市成為消費的主要載體和流通中樞,從長期為其它產業“配套”的位置上升為經濟發展的“主角”,成為推動和制約經濟各個方面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城市化水平有了顯著提升,城市化水平已從1990年的18.96%提高到目前的37%。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城市覆蓋的面積達408.9萬平方公里,比1990年增加了219.2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面積的比重由1990年的20%增加到42.6%。2001年市鎮總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重達37.7%,比1990年提高了10.3個百分點。城市已成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目的地。
另外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城市帶進一步發展壯大。較具規模的有以北京、天津、大連為中心的環渤海城市群,以上海、蘇州、無錫、南京、杭州、寧波等城市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中山等城市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這些城市群城市化水平較高,經濟發達,城市配套設施齊全,是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的動力源。
雖然如此,但仍然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一是城市總體水平低,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二是城市發展過程中,城市形態、產業結構趨同化嚴重。缺乏分工協作精神,城市發展戰略好高騖遠。三是地區間城市發展不平衡,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我國東西部城市的差距將可能進一步拉大,東部城市的投資吸引力越來越強,西部城市的集聚能力、擴張能力、增長能力、流通能力與東部城市差距也越來越大,尤其是資本、企業、人才的密集度差距更大。四是多為外延式擴展方式,占用土地過多,城市土地利用粗放,超過城市化國際標準用地的1倍多。五是城市發展缺乏全局性系統思維。由于沒有統一、整體的規劃,各個城市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產業結構趨同,基礎設施重復建設,既浪費土地,又不利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六是城市有限的資源浪費嚴重,缺乏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同時,城市管理制度創新不多見,城市本地區的發展規劃科學性不強又缺乏嚴肅性,為城市的進一步發展留下隱患。
二、轉型時期城市發展戰略理論的深化研究
(一)深化城市發展戰略理論內涵的研究
城市發展戰略是美國經濟學家赫希曼于20世紀50年代在其《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來的。他認為,城市發展戰略對城市發展的方向、目標、措施等起決定性作用,具有全局性、長期性、層次性和根本性等特點,事關城市的定位,發展重大策略等。一般而言,制定發展策略首先應在綜合分析的基礎上從宏觀的角度,站在全局的高度,運用系統思維,去全面考慮城市發展的體系、城市空間發展、城市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以及與之相關的城市規模與結構、城市發展模式等問題。從我國城市發展的戰略研究來講,應該從全國城市體系建設和城市發展布局的科學性要求這個高度,來考慮各個層面的城市發展戰略。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片面性和盲目性。
城市發展戰略制定過程一般包括以下十點內容:城市定位、城市發展模式、城市治理結構、城市安全、城市產業戰略、城市資本戰略、城市人才戰略、城市品牌戰略、城市外向戰略以及城市發展行動計劃等。[1]由此可以看出,第一,城市發展戰略的實質并不只是一種研究方法,而是適應當前形勢和未來發展的高層次的“籌劃”或“導向”。第二,城市發展戰略的研究對象是關系城市長遠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
(二)深化城市發展戰略的需求分析
城市發展戰略的研究與制定,是以城市發展的需要為動因的。滿足城市發展的現實需要是城市發展戰略研究和制定的第一要求。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應該全面地分析城市發展各個方面、各個層面的需要。首先,要考察和分析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根據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來考察和分析城市發展的布局,研究城市群建設,探索城市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其次,在考察和分析城市發展的現實需要時,還要注意研究不同層次城市發展中存在的現實問題,探索城市發展的現實需要,從解決現實問題出發去研究城市發展戰略。這種研究要注意系統性,避免研究的片面性。現在存在的所謂“城市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解決城市發展現實問題時缺乏系統思維所致。
研究和制定城市發展戰略,不僅要考慮現實的需要,還要考慮城市發展的長遠需要,考察和分析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我們應該從20年、30年乃至50年的需要,去研究城市布局、城市規模、城市建設規劃、城市經濟與工業發展、城市社會發展、城市公共設施與環保、城市管理等等方面的問題。這樣研究和制定出來的城市發展戰略,才可能符合長遠發展的需要。
(三)深化城市發展戰略分析方法的研究
城市發展戰略制定的重要影響因素及其研究技術路線是前段時間討論的重點,目前已有的方法包括區域分析法、結構研究方法和目標,或應包括區域分析、產業研究、空間結構、支撐系統、生態保障等。[2]在本文中將借用一種以前主要應用于人文科學的分析方法對南京市的城市發展作一些分析。即SWOT分析法,S—Superiority(優勢),W—Weakness(劣勢),O—Opportunity(機遇),T—Threat(威脅)。在國際上比較流行用這種分析方法分析一個城市發展的現在和將來競爭能力。
首先,從南京經濟區位優勢分析,南京市是江蘇省的首位中心城市、省會所在地,也是長江下游地區僅次于上海的商業和金融中心城市。從城市發展的競爭力水平來看,南京有比較好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城市化水平較高,公共基礎設施較完善,具有比較好的文化沉淀,高校集中,人力資源豐富,是教育、科技、通訊等公共支出較大,適合引進和發展研發機構、信息產業、服務業、先進技術的制造業以及其他技術含量較大的產業的地區。[3]2003年國內生產總值達1576.2億元,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萬元,保證了南京具有較好的經濟發展基礎和較強的城市競爭力,具有使得人民生活總體上率先達到小康水平的基礎和可能。
其次,從南京發展劣勢分析,制造業仍占絕對優勢,高新技術產業規模較小,大型企業經濟效益尚可,中小型企業差強人意,國有資本所占比重相對偏高,民營資本活躍程度不夠等。在今天的國內外大環境下,南京的發展不能再重復發達國家城市走過的傳統工業化道路,而需要探索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
第三,從南京發展機遇分析,(1)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快與我國加入WTO,為南京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國際環境;(2)由于知識經濟的影響。科技在未來競爭中的重要地位越來越明顯,而南京高校、科研院所密集,人才薈萃,這正是南京發展知識經濟的一個特有的機遇;(3)經濟區域化的趨勢日趨明顯,南京中心城市的地位和功能將進一步得到增強;○4沿江開發是南京城市化發展的契機。沿江開發,不僅是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城市設施現代化、城市功能完善的重要階段;(4)國家經濟政策和江蘇省委、省政府的支持重視將為南京更新一輪的發展提供更優的國內環境。
第四,從南京發展所面臨的威脅分析,(1)隨著經濟的發展,環渤海經濟區的興起,包括長江三角洲蘇、錫、常城市帶的興起,都將分流南京的資金和人才資源。(2)京津唐的2008奧運會效應。實際上是一個龍卷風,再加上鐵路提速,人們的目光將全部聚焦在2008奧運所帶來的效應上,有可能導致體育產業成為京津唐地區新的增長點。南京要借此次“十運會”為契機,盡快的融入2008奧運大商圈,讓體育產業成為南京城發展的新的動力。(3)中國的入世和經濟全球化對南京的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南京的發展還需依賴于國內外大環境的風云變幻。
從SWOT分析流程圖(圖1略)中我們可以看出經濟、人口、技術、社會和公共政策五大因素轉變成城市政府面臨的機遇和威脅,并作用于城市競爭定位和城市政策的選擇方面,而后者又與城市競爭定位相互作用。公共政策、政府背景下的規劃系統、環境、輸入(土地、勞動力、資本、社會凝聚力和排斥、市政設施這六大因素反映了城市的優勢與弱點,以上這些因素不斷地循環發生和加強,進一步提煉,最終集中于城市政策的選擇上,并由此延伸出城市競爭的定位,并在增長、就業與競爭力,可持續發展的環境,社會凝聚力,有效的市政設施等方面形成正向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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